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

　　浙江大学殷企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小说与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批准号为01BWW010），最终成果为专著《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课题组成员有：郭国良、陈文娟。

　　在我国，此前尚无人从19世纪英国小说的角度来系统研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问题。在国外，不少学者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一大背景入手来研究过英国小说，他们虽然涉及了英国小说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变迁问题，但是都未就19世纪英国小说如何回应“进步”这一价值观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该成果把研究的主线定为19世纪英国小说对“进步”话语的推敲。威廉斯有一个重要观点，即19世纪英国的“新型小说”捕捉到了“正史”上找不到的情感结构。不过，弥漫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结构？威廉斯未能对此作出比较全面的回答。该成果在大量解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认为“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强音是对‘进步’话语的推敲”。

　　该成果内容共分为十七章。

　　第一章着重讨论了狄思累利在书写历史或改写历史方面的贡献。威廉斯所开列的“新型小说家”的名单并没有把狄思累利包括在内——在威廉斯看来，是狄更斯首先捕捉到了工业革命引起的问题意识，发现并清晰地表达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针对他的这一观点，该成果通过对狄思累利的两部小说《柯宁斯比》和《西比尔》的具体分析，认为它们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威廉斯所说的“新型小说”的特征，即回应并创造性地发现了工业大潮冲击下的社会变化。换言之，狄思累利比狄更斯更早地回应了“进步”话语。

　　第二章把聚点对准了狄更斯的名著《董贝父子》。重点分析了贯穿《董贝父子》全书的“铁路”意象，以证明该书有一个紧扣主题的紧凑结构。研究认为，威廉斯和马库斯在探讨《董贝父子》中的“铁路意象”时未能对以下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狄更斯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铁路意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思考？为了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该研究成果对铁路意象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了剖析。

　　第三章围绕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艰难时世》而展开。许多评论家都误读了狄更斯回应“进步”话语的方式，为了正确解读《艰难时世》，需要掌握两把钥匙：一是狄更斯对“生活”的理解，二是他对“工业主题”的处理方法。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艰难时世》对于“阶级情节”和“工业主题”的处理是一个败笔。针对这一观点，本章考察了小说中体现工业主题的两条情节主线──反资本主义情节和反功利主义情节──形成互动的方式，进而指出小说的“工业主题”并没有中断，“阶级情节”也没有中断。

　　第四章试图证明《小杜丽》的结构本身是一种言说：它言说着“进步的异化”这一主题──小说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呈扑朔迷离之状，但是所有人物的命运由莫多尔刮起的股市风波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让一个代表瘟疫般的“进步”潮流的人物来支撑或粘合整部小说的结构，这本身就是对狂热追求“进步”的维多利亚社会的莫大讽刺。

　　第五章探讨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虽然该小说备受批评界──尤其是在国外──的关注，但是女主人公玛丽坐火车的细节却遭到了忽略。这一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具有事关全局的象征意义：初次搭乘火车让玛丽心乱神迷，这并非偶然而孤立的个人体验，而是人类首次遭遇工业化浪潮冲击时普遍心态的缩影。小说中的火车意象暗示着“速度新概念”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形成，而玛丽·巴顿的故事就是在以快速为特征的“进步”车轮下演绎的。

　　第六章对萨克雷的名著《名利场》作了剖析。这一章指出了林德纳有关研究中的两个缺陷。其一，萨克雷在对新兴的商品文化作出回应的同时，对与之相伴而行的“进步”潮流进行了质疑，可是林德纳未能把两者放在一起加以审视，因而未能对小说中“进步”话语跟商品文化之间的联系作出解读。其二，林德纳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乔瑟夫·赛特笠（即乔斯）身上，而在分析被商品物化了的人物的症状时几乎未提利蓓加，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忽视由利蓓加所折射出来的商品文化现象。在跟林德纳对话的基础上，该研究试图比较全面地评价《名利场》所展现的商品文化图景。

　　第七章指出萨克雷的另一部小说《纽克姆一家》捕捉到了“进步”新迹象：“新来者”们──也就是暴发户们──的许多不光彩的行为常常被虚假地包装了起来，这是“新来者”进步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新动向。《纽克姆一家》是一部自我指涉性很强的小说。这样一部自我暴露笔触的小说是否有史料价值？这也是第七章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也在这一章中得到了讨论：《纽克姆一家》是否仅仅从不同的角度重复了前人的虚构故事？

　　第八章把重心移向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尤斯蒂斯钻石》。在特罗洛普的笔下，对“进步”话语的质疑常常具体地表现为对“成功”语境的质疑。这一观点的论证也是在跟前人的对话中展开的。例如，林德纳认为，小说中关于丽萃如何兼有商品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的描写并没有构成对19世纪商品文化所依赖的价值观的挑战，而是仅仅挑战了阻碍丽萃消费能力的19世纪社会习俗和文化代码。对此，本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第九章的分析对象是特罗洛普的另一部小说《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透过书中各类人物的种种冲动和克制，以及他们在选择行为方式时所经历的彷徨和痛苦，可以觉察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和躁动。这种不安的情绪一方面可以看作新旧社会价值观彼此碰撞、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可以看作“进步”话语撩拨下“成功”欲望左右折腾的结果。

　　第十章试图对《谢莉》的“大团圆”结局方式作出解释。伊格尔顿对这一结局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如果真是这样，该小说岂不成了“进步”话语的颂歌？另一位批评界的“大腕”刘易斯也对该小说有过微词，认为它缺乏艺术上的整体性。假如这一观点成立，那么《谢莉》在解构“进步”话语方面就不会有多大的力度。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并解除由伊格尔顿和刘易斯的言论所引起的困惑，成果对小说结尾部分的语言、文体、意象和叙事策略/声音进行了细察。

　　第十一章的讨论对象是查尔斯?金斯利的名著《奥尔顿?洛克》。这部小说是“进步”推敲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批评界的许多人都把金斯利写作的真正动机看成是为中产阶级的统治寻找理由。本章的讨论是从反驳这一观点开始的。整个讨论涉及的问题有：金斯利和卡莱尔之间有何关系？为什么说《奥尔顿?洛克》是对卡莱尔所说的“机械时代”的挑战？这一挑战的角度是怎样的？小说中对“自由”的意义的探讨有何特色？洛克和乔治在信仰问题上形成的反差意味着什么？随着这些话题的展开，《奥尔顿?洛克》在“进步”推敲史上的地位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第十二章选择乔治·爱略特的《亚当?比德》作为分析对象。西方评论界往往忽视这部小说在推敲“进步”话语方面的意义，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为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就是把它视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产物。不破除这两种思维定式，就难以对爱略特的思想作出比较全面而公正的评价。鉴于伊格尔顿是上述思维定式的典型代表，本章的许多论证都是针对他的观点而展开的。

　　第十三章主要关注这样一些话题：《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纯粹是一部政治小说吗？该小说的结构形式真的游离了它的政治主题或工业主题吗？爱略特是否在辉煌的开局之后半途而废了？对小说主人公菲利克斯的许多看似怪癖的行为举止应作何种解释？爱略特为什么要给菲利克斯按上一顶“激进党人”的帽子呢？为什么还把它放进了小说的题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更大的话题，即爱略特究竟在《菲利克斯?霍尔特》中安排了什么样的重大议题？如果我们同意她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那么她对“进步”及其速度表示了什么样的忧虑？更具体地说，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爱略特是如何思考如下两个问题的：社会变化是否一定是好事？生活节奏的加快意味着什么样的利和弊？

　　第十四章对爱略特笔下的“进步”话题重新进行了评价。著名批评家米勒新近从互文意义上的“鬼魂”这一角度开辟了《米德尔马契》研究的新领域。他所关注的互文关系可以被概括为“纵向互文性”。要对多萝西娅的选择作出比较充分的解释，还得对《米德尔马契》的“横向互文性”加以审视，即审视《米德尔马契》与同时代或邻近时代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卡莱尔的《旧衣新裁》和《文明的忧思》这两本书代表了人类对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最早、最有力的回应。只有通过卡莱尔笔下世界与《米德尔马契》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才能理解爱略特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第十五章解读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火车/铁路意象对于理解《无名的裘德》的异化主题──尤其是哈代对“进步”话语的批评──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通过破解这一意象，我们似乎能体会到哈代用“铁路时间”来烘托“进步”神话的良苦用心。在《无名的裘德》中，以孤独感为特征的异化现象和以异化劳动为特征的异化现象交织在了一起，而且这两种异化现象中还夹杂着以速度为特征的“进步的异化”。

　　第十六章以乔治?吉辛的《文苑外史》为审视对象。许多西方评论家都把《文苑外史》看作一部杰出的“社会学文献”,然而在那些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苑外史》的学者中，几乎未见有人直接对书中的“进步”话题作过论述。鉴于小说中的“列车”意象是我们把握“进步”话题的关键，而“列车”意象又恰恰是《文苑外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选择“列车”意象作为整章的切入点。

　　第十七章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家们在推敲“进步”方面的深远影响。20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小说家们不断地在继承着由狄更斯和爱略特等人开创的传统，即对“进步”进行推敲、质疑和反思的传统。为了证明这一点，本章选择并解读了不同时期的六个小说文本，分别是劳伦斯的《虹》、伊丽莎白·鲍温的《心之死》、约翰·韦恩的《山里的冬天》、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洼地》、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和克里斯廷·布洛克-罗斯的《下一个》。

　　该成果以其对19世纪英国优秀小说的史书功能或史料价值系统而细致的论证，证明了小说家往往能够比其他人（包括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早、更敏锐地捕捉到由社会转型引起的问题意识，所分析的每一部小说都发现并清晰地表达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那种尚未进入史书的、压迫在人们心头的复杂体验。这对于我们如何处理好传统社会价值观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