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吉林大学文学院刘中树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于1996年立项，2003年6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解》等论文。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陈方竞、张福贵 。

　　这项成果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的文化取向，论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总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在此理论认识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论析了在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融汇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重点是针对“众声喧哗”的“五四”，辨析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与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在变革取向上的“同”与“异”，剥离出在五四话语中心存在着“S会馆”与“一校一刊”相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峙与抗衡的一面；进一步又提出“S会馆”本身即是三角张力，存在着鲁迅与钱玄同、周作人之间

　　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同中之“异”，这“异”又是一种根本之“异”——由此在五四众声喧哗中展示出不同层面的多重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多重对话中发生的。

一、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

　　从二十世纪初始至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都处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历史进程，不乏理论思潮的论争和实践的探索。总结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西方文艺思潮都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虽然唱响的主旋律是时代的最强音，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使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冲突、融汇，从不同角度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取向，纵横交错。无论是二、三十年代还是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化思潮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各种文化态势以及他们之间的交锋，都可以找出其话语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土壤，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也都自然地牵涉到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即怎样建构中国现代文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即传统文化本位论（本土化）与西方文化本位论（西方化）。这是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工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本位论都是偏激的，是对全球化的单一化理解，都不可能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同一性与特殊性、多元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原则，尊重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西方化。中国文化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是融入世界又不等于丧失自我，而是要在世界文化中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所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既吸收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又超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深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关键问题是：中外文化与清末明初文学变革；《青年杂志》的诞生与《新青年》发动批孔和文学革命；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对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的开创；章门弟子，主要是鲁迅、周作人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承续与发展；中外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源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中心在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语体变革等问题上的多重对话。

　　1、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在外部与内部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发生并实现的。外部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内部则是根本。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下产生了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已经感受到外部文明示范的国内地方势力和民间知识精英才起而要求中国社会变革。较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地方势力，民间知识精英占有更多的现代化资源，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变革意向。辛亥革命后，正是一批来自民间的知识精英为推动社会转型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运动。因而清末民初的文学变革一开始就与民族独立自强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影响与制约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内容、特点及历史进程。历史造就了近代北京在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包括文学变革中的核心地位；新兴现代都市上海成为孕育文学变革的温床。中国知识阶层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民间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来，他们与文学有天然联系而多富于浪漫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他们又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变革愿望，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文学变革的主导力量。

　　2、为突破清末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原有格局，确立新的变革起点，1915年9月陈独秀等皖籍新型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青年杂志》创办的主要意义是对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变革的承续和超越。《青年杂志》本着思想启蒙宗旨，在两个方面突破了清末民初思想文化格局：其一是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认识，充分肯定将“个体”置于“群体”（国家、民族、家族）之上的个性主义思想；其二是对东西方思想文化关系的认识，将东西方文化截然对立，以西方为人类文化的中心，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思潮，也体现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要“从新作过”的主导意向。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复刊出版，适应形势发展和推进思想启蒙的需要，开始由上海向政治中心北京寻求发展，发动批孔并提倡文学革命，从而切入并主导了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

　　3、蔡元培与上海新兴都市文化有深刻联系，较早产生直接面向欧美的文化取向。他自身广博的中西学修养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中西学主体建构，形成他的中西文化观和教育观。他对康德美学观的普遍性、必然性内涵的借鉴与广泛性运用，在相当程度上使他提倡的思想文化变革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并得到学理性支撑，开创了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推动了北京大学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产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

　　4、清末民初执学术思想文化变革之牛耳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具有与宋明理学相悖的非主流性质和背离主导意识形态的民间化特征，体现了从清代“边缘化”的江南文化衍变与崩溃中游离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化取向。“S会馆”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章门弟子的变革取向是对章氏学说的“承续性发展与超越”，他们介入“一校一刊”的北大，在五四时期以特有的文学方式推动了为蔡元培和陈独秀难以推动的思想文化变革不断深化并以其文学实践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说明章太炎与鲁迅的承续性出现，在中国近现代之交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

　　5、鲁迅一方面与背离宋明理学的浙东学术及江南知识阶层学术化取向主要是章太炎学术思想有承续性联系，并在自我生存的困境中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鲁迅着眼于“人”的问题，汲取了西方生物进化论主要是其自然人性论，提出对本于“诚”与“爱”的人的“天性”的追寻以改造国民性，呈现出与西方对近代文明的质疑与否定而产生的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同步思考。鲁迅等“S会馆”中人对文学变革的理论认识和文学实践，也介入了在变革中心“众声喧哗”中的不同层面的深层次多重对话，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发生并不断发展的。

　　6、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下，论析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汇过程中的历史行为，深化对鲁迅早期、前期思想和创作的认识，深化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认识；论析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三种主要成分：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

　　7、通过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倡导者在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语体变革诸问题的多重对话，辨析他们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深化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源流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的认识。

三、该项成果的主要建树与创新

　　改变了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既有认识框架，突出了从章太炎到鲁迅的思想发展线索，而确立了“S会馆”主要是鲁迅在五四话语中心所起的独立作用，从而建构了两个相承续并体现逐步深入的认识框架：一是“S会馆”与“校”与“刊”在五四话语中心呈“三足鼎立”；二是“S会馆”本身又呈“三角张力”。这种整体认识框架的变化深化了对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倡导者的认识，也深化了对整体问题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一些简单化的认识，从发生学角度揭示了在多重背景下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范式上形成生存境遇、文化意蕴、审美机制三者的结合，以“生存境遇”为前提和内核，注重了“生存境遇”这一根本性因素，因而在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描述中突出了“中国主体”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