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批准号为97BZW015）于1997年立项，2004年4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较之唐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宋代文学的传播更迅捷、更方便，传播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其中，书面传播的媒介、方式又多种多样，既有单篇传播，又有书册传播。不同的文体，传播方式又有差异和变化。词和话本，最初是以口头传播为主，其后又以书面传播为主。而诗文，则一直是以书面传播为主导。

　　一、口头传播

　　口头传播的文体主要是词和话本。宋词的口头传唱，既有“职业”或“专业”人员的演唱，也有业余爱好者随机自发地传唱。职业或专业的演唱者，主要是女性歌手。宋代的女性歌手，绝大多数是“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歌妓。宋代各级地方政府都配备有相当数量的歌妓，州级政府的在籍官妓大约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宋人蓄养家妓非常普遍，而且不满足于一、二人，有的多达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宋代的官妓、家妓，一般都有专业分工，吹拉弹唱，各司其职。在演奏乐器方面，常见的有吹笛、琴、琵琶和古筝等。

　　宋代歌妓唱词，主要是在公、私宴集等娱乐环境和酒店、茶楼、歌馆、妓院等娱乐场所。宋人的公宴，都有歌妓奏乐唱词以佐欢侑觞。公宴中用歌妓奏乐唱词，是官方认可的惯例。至于家中私宴，更少不了歌妓的演唱助兴。除官府私宅的公私宴会，酒楼、妓馆、旅店等营业性公共场所，也是唱词之处。除长期驻店的歌妓外，茶楼酒店中还有一些临时来“走穴”赶场唱歌的。逢年过节，有些歌妓、艺人还四处流动，沿街卖唱。

　　歌妓在宴集中唱词，唱什么人写的词，唱什么内容的词，往往由宴会主人而定。如果主人是词人，一般是演唱自己写的词；如果客人中有词人，宴席的主人有时会让歌妓唱客人所作的词，让客人获得一种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达到宾主俱欢的目的。有时宴会主人即席填词给歌妓演唱，或者歌妓当场请主人即席赋词。歌妓演唱，是为取悦于人，调节活跃气氛。总是唱陈词滥调，会缺乏吸引力，因而，如果宴会主人或客人没有特殊的安排和要求，歌妓在演唱时会尽可能地选唱新词。

　　宋词的演唱方式有多种。其中的“小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演唱形式，主要演唱小令和慢曲。“小唱”，一般是执板清唱，有时还表演舞蹈动作。从演唱的规模看，当时有个人独唱和多人合唱等方式。宫廷中歌妓众多，因而常常是合唱。

　　歌妓演唱对宋词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歌妓的演唱强化了词的艺术魅力，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词的艺术魅力首先是通过歌妓的演唱传播得以实现的，女性歌妓演唱时，既有形体动作的表演，又有美妙音乐的伴奏。她们的美色艳容、娇姿媚态本身就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她们清脆娇软的歌喉加之美妙音乐的伴奏，又具有听觉上的震撼力，词作文本更有语言意义的感召力，因而词在当时是融表演性、音乐性和语言意义于一体，合悦目、娱耳、赏心的功能于一身。词的日益流行和广为传唱，又提高了词人的社会知名度，给词人带来广泛的社会声誉。社会需求的扩大和词人声誉的提高，又会激发词人的创作热情。其次，歌妓演唱对宋词的题材取向和风格基调的形成又有制约性影响。宋人重视女声唱词，而女性歌妓演唱的场所又多半是在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宴会酒间、歌楼妓院，听众到此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感官刺激。为适应这种演唱的氛围和演唱者歌妓的身份，词的题材就只适宜于表现带有刺激性的妩媚动人的女性和女色。女性演唱，声音软美。宋词柔美婉媚风格的确立和本色观念的形成，与女性歌妓的演唱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宋代的话本小说，也主要是通过口头说唱来传播。话本小说，属于“说话”艺术的一种，宋代的“说话”演出，比较普遍，勾栏瓦肆和茶楼酒店、露天空地和街道乡村、寺庙宫廷和私人府第，都可以演出。因为话本小说是靠口头传播，直接面向市井民众，所以语言是用通俗的白话，人物是市井民众熟悉而感兴趣的同一阶层的人物，故事也是取材于他们身边的日常事件。这与依靠书面传播、属文人案头读物的唐人传奇小说明显不同。

　　二、书面传播

　　书面传播又分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两类。单篇传播，类似于当今报刊杂志一篇篇的刊载；书册传播，则跟现在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本书差不多。

　　1、单篇传播

　　宋代文学的单篇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雕印、刻石和题壁。

　　单篇诗文的雕板印卖，始见于晚唐。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单篇诗文的刻印传播日益盛行。著名作家的诗文，更是每出一篇，即被人刻印流传。私人或书商雕板印卖诗文，一般都带有营利的目的。诗文的广泛印卖，需要相对集中和专门的图书市场。较之以往，宋代的图书市场规模更大，也更普遍。北宋都城开封的相国寺，就是当时一大图书市场，文人学士常光顾于此。当时汴京城内，还有流动售书商。南宋书肆，以都城杭州为最盛。

　　宋人十分明确石刻作为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理念。在宋人看来，石刻既可以穿越时间的碍障，使作品、文字传播无穷久远，又可以超越空间的阻隔，传布四方。宋代诗文刻石的数量，一般是一篇篇的作品单刻，但有时则是将数首诗合刻，拓印出来便成一卷或一帙，相当于一部小型选本。刻石的范围，没有限制。任何形式、体裁的作品都可入石。宋代诗文的刻石，主要有作者“自刻”与“他刻”两种，而以“他刻”为最常见。“他刻”有官刻与私刻之别。从刻石的性质、目的来区分，又有营利性（商业性）刻石与非营利性刻石之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专营刻石的寺庙僧侣。因为寺庙乃文士、游人、香客频繁过往会集之处，石刻拓印本便于传播，也利于过客拓印或传抄。石刻传播的途径之一是拓印传卖。石刻碑本的售价一般视碑文作者和书法者声名地位的高低而浮动。其二是朋友同好的相互赠送。第三种途径是过往行人自行拓印、传写。石刻传播，具有便捷性、可复性、广传性、久延性、传真性与鉴赏价值等功能、特点。

　　题壁，是作者或“好事者”将自作的或他人的诗词题书于驿壁、馆壁、寺壁、桥梁等建筑物的壁上，供行人观览、传抄。相对雕印、石刻的动态传播而言，题壁是一种静态的传播方式，然而，题壁又是一种“免费”的、非商品性的、不费工时的传播方式。诗文的创作者可以在各种建筑物上简便免费地发表作品。题壁传播，中唐已开始流行。到了宋代，题壁更是诗人自由“发表”作品的园地。宋代文人每到一处，必留意观览墙上的题诗。周邦彦《浣溪沙》词就说：“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宋人对于题壁诗，很注意保存，以便让更多的人诵读、传抄，尤其是名人的题壁，更倍加爱护，很少有涂擦的。

　　由于单篇雕印的普及和石刻、题壁的盛行，宋代作家的诗文作品得以及时地广泛传播。而宋人阅读、接受当代在世作家的诗文作品主要是靠单篇镂印本和石刻碑本，一篇篇零散地阅读了解。这就引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宋人既有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两种类型，那么在考察宋人对其当代作家的评论时，就必须留意评论者所见所评的是“全集”本，还是部分作品的单篇传本。因此，我们今天在理解、分析宋代（乃至其他时代）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时，必须审慎考察批评者是否掌握了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是就部分作品而言，还是针对全部作品而发，否则会引起误解。

　　2、书册传播

　　书册传播，又有别集和总集、诗话词话和野史笔记等形态。就个人作品的传播而言，最集中的是其别集的传播。

　　宋人文集，除少数由官方编定之外，绝大多数是由私人编定的。文集编定的时间，有的是在作家的生前，大多数是在身后由子孙、门人等亲属故旧编定的，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百馀年后才得以编定刊行。

　　宋人生前自编文集，一般要经过选择，不是有作必录，旨在求精。而身后亲属所编文集，则是有存必录，旨在求全。作家自编文集时，哪些作品收录，哪些作品删汰，各有标准。有些诗人，在编文集之前，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干脆焚毁，以绝“后患”。

　　宋人文集的编排形式，主要有三种：分体、系年和分地编排。至于文集收录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什么作品都收，无论是为政府撰写的公文，还是私人书信或民间往来的应用文字，都一概收录，连为儿女订亲的请柬，也不遗漏。但唯有一种作品是例外，那就是在北宋人编的诗文别集里，都不收词作。这反映出北宋人轻视词体的观念。到了南宋，词学观念有所变化，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渐提高，词体的文学价值得到认同，词作为文学之一体，才逐渐被编进诗文别集中。但大多数的词集还是独立刊行。

　　文集编好后，印刷出版，似乎比较自由。只要有钱就可以刻印。宋人文集的刻印出版，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编家印，一种是自编官印，一种是自编坊印和坊编坊印。

　　宋代诗文，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都可以印卖，表明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尽管当时有些作家的“商品” 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它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的“职业”文人。其次，文学的商品化，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消费，扩大了作家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本地文学的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