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新华遗址考古报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炜林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神木新华遗址考古报告》(批准号为00CKG001 )，最终成果为《神木新华》。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孙周勇、邢福来、李岗、乔建军、阎宏东、李明、段毅、徐雍初等。

　　1996年和1999年，为配合陕西至北京天然气建设工程和神木至延安铁路建设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陕西神木县西南的新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两次发掘发现的大量的遗迹、遗物与自然遗存，为河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及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该成果收录了有关神木新华遗址的全部发掘资料，包括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灰坑189个、房址35个、陶窑5座、墓葬91座以及出土于这些遗迹中的大量遗物。此外,还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研究员对新华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报告、西北大学薛祥熙教授对新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新华遗址环境考古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黄土研究室对新华遗址出土的碳标本的测定数据报告以及有关新华玉器的矿物学鉴定报告等。

　　按考古单位介绍发表资料是该成果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此成果将新华遗存的基本特征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陶系看，新华遗存的陶器，以泥质陶为多数，占陶片总数的58.6%；夹砂陶略少，占41.4%。其中，泥质陶制作的陶器，大多数陶胎中都包含有细沙粒，不十分纯净，少数质地细腻的泥质陶，多用来制作豆、尊等器物。夹砂陶制作的陶器，陶胎砂粒的粗细依器形而定，大型的三足器，如甗、鬲等砂粒较粗，个别器型厚重的器物的陶胎有羼和细碎陶片末现象。陶色以灰色为主，约占全部陶片的92%左右，其次为红陶、黑陶、褐陶等，共约占8%。

　　第二，陶器的器形中除双鋬鬲、单把鬲、斝、盉、盘、豆、三足瓮、大口尊、折肩罐、双耳罐、圈足罐、钵、盆等容器外，还有陶拍、陶垫、陶刀、陶环及纺轮等。

　　第三，陶容器器表的纹饰丰富多彩，有纹饰的陶片达80%左右。常见纹饰有绳纹、篮纹、弦纹、戳印纹、附加堆纹、划纹、方格纹等。其中，以绳纹、篮纹为主，约占有纹饰陶片总数的73%左右。绳纹主要饰于夹砂陶器之上，大体是略显粗疏，缺乏规律的粗绳纹，规整有序，纹理稍浅的中绳纹和细密紧凑的细绳纹；篮纹多见于泥质陶器上，分横篮纹和竖篮纹两种。

　　第四，陶器的制作以泥条盘筑法和模制法为主，在一些器物的口沿部常常发现有慢轮修整的痕迹。诸如鬲、甗、斝、三足瓮等这样的大型器物，常常采用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分足、腹、口沿三部分分别成形，再用分段套接的方法成器，为了起到加固作用，在套接的接茬处，往往抹有泥条，三足器的袋足部分多以内模翻制而成，在有些器物的足腔内壁，尚留有“反绳纹”痕迹。

　　第五，石器包括磨制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锛、石凿、石杵、石球等及大量打压制成的细石器，细石器的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石核及石镞等。另外还发现了制玉的工具。骨器有骨锥、骨镞、骨凿、骨笄和骨匕等，系用牛、羊、鹿或猪等动物的骨头磨制而成。

　　第六，新华遗址的玉器基本出土在位于墓地中的一个不规则形坑中。该坑共出土玉器32件，器型有钺、铲、刀、玦、璜等。另外，在遗址的其它部位还发现了玉环、玉璜的残片。

　　第七，卜骨的数量较多。经初步鉴定，制作卜骨的原料主要是羊、猪、牛、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其中，以羊的肩胛骨最多。新华遗址发现的卜骨，大部分不经整治，保留完整的骨臼、臼角、岗脊，个别肩胛骨经过粗略加工，将岗脊削平或扇面前缘略加磨制。所有卜骨只灼不钻，肩胛骨正反两面都有施灼现象，其中，以背面施灼较多，次为两面同时施灼，再次为正面施灼。另外，在肩胛骨的岗脊上也有施灼的现象。

　　第八，新华遗址发现的35座房址均为单间结构的半地穴式建筑。从平面形状来看，可以分为方形圆角房址、圆形房址和不规则形房址三个类型。其中，方形圆角房址18座，占发现房子总数的51.4%，圆形房址14座，占总数的40%。房址的面积均不大，一般在6--10平方米之间，最大者约15平方米。

　　第九，新华遗址发现的灰坑从口部形状分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以圆形灰坑居多，占灰坑总数的48.1%。在发现的189座灰坑中，有5座灰坑的底部发现了人骨架。其中的死者葬式各异。除96H27骨架的足下有1个陶鬲，H51骨架的足下有1个完整卜骨外，其余均未发现随葬品。

　　第十，新华遗址发现的陶窑由于大部分遭到后期的破坏，仅残余部分窑室和火膛，从残存迹象看，大部分为横穴结构。

　　第十一，新华遗址墓地与居址的界限不是很明显，多数墓葬打破或叠压居住遗迹，少数被灰坑、房址等遗迹打破或叠压。个别墓葬与墓葬之间也存在着打破叠压关系，分布比较密集的墓葬，它们的排列方向一般也趋近一致，并且常常发现距离较近的两座墓葬并列分布，规模相仿，这种分布规律表明，墓葬的主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亲疏关系。

　　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78座），墓向以西北者居多，均未发现有使用木质葬具的迹象。这些墓葬中，除1座为双人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占总数的91.3%；另外还发现1例俯身直肢葬和少量曲肢葬。所有墓葬中只在2座中发现了随葬品，全部为玉石器。其中，99M26随葬绿松石坠饰和石铲各一件，99M27仅随葬一件玉柄形器。

　　瓮棺葬共发现13座。其中的9座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南部的一处高台上，从发掘情况来看，这里应该是一处专门安置瓮棺葬的区域；另外的4座瓮棺葬散布于居址中。三足瓮、折肩罐是用作葬具的基本器物，除此之外，还有以鬲、圈足罐、大口尊或斝等两两组合为葬具的，盛葬的全部为未成年人，大部分是婴幼儿。

　　第十二，新华遗址发现1座形似墓葬的玉器坑，其中埋藏了36（块）玉石器，共分六排排列，均竖直侧立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无刃部者背薄面朝下，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仅2件，器物于器物之间基本保持平行。玉器的器型有钺、铲、刀、玦、璜等。该坑坑底平整光滑，其中央还有1个圆形圜底小坑，埋有少量鸟禽类的骨骼。在这个玉器坑的周围环绕分布有99M6、99M16、99M5、99M14、99M12及99M8等十余座墓葬，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均没有和玉器坑发生叠压或打破之关系，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且因玉器坑正好处于其中部，所以玉器坑和这些墓葬或玉器坑及这些墓葬与整个遗址应该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玉器坑之作用很可能是专门用于祭祀的。

　　该成果运用考古地层学及类型学的方法对这些遗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新华遗存尝试进行了分期及年代蠡侧，将新华遗存分为早晚两段，认为新华遗存的早段约处在龙山时代的晚期，晚段以高领鬲、三足瓮及花边罐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已进入夏代纪年的范畴。根据新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和周邻同期文化的对比情况，将新华遗存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150-1900年间。

　　该成果还对新华遗存的文化命名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综合分析了各家之说后，依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同意将这种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但鉴于这类遗存首先发现于大口遗址，且陶器组合中的主要类型品如：三足瓮、双鋬鬲、大口尊、折肩罐、敛口甗及盉等主要器物均见于大口遗址第二期遗存中，所以建议将新华遗存依其发现认识最早且位置适中的大口遗址命名，称作大口文化。

　　用考古材料分析当时的环境、居民及其生业是本《神木新华》的又一特色。从新华遗址的考古成果看，这里众多的房址、固定的墓地和先民活动留下的大量的灰坑等遗迹，加上种类复杂的陶器等生活用品和石器等生产工具的发现，无疑说明新华居民当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人群。同时，新华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特别是细石器镞的发现，表明它代表的是北方的狩猎模式，说明狩猎经济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另外，在新华遗存中还发现了山羊和大角羊的骨骼，其中大角羊的牙齿和角均显示出了和绵羊相似的一些特征，而绵羊是人类饲养的物种。说明当时居民活动的范围可能已经扩展到了周围广阔的草原环境，畜牧业作为当时人们生业的重要部分已经萌芽。

　　在1996年和1999年的两次发掘中，共从新华遗址龙山晚期至夏代的墓葬及灰坑中获得人骨标本42具，其中的18具保存完整或比较完整的个体可以用于人类学的观察和测量。在对这些人骨进行鉴定时发现，这批人骨显现出“亚洲蒙古人种头骨上常见的一般综合特点”，“与现代和古代的东亚类群的形态距离比较接近”。表明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东亚类人群此时已经占领了这一地区。这与其后同地区大保当汉代居民人骨具有更接近北亚类型的倾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过对这两组人骨的研究，显示古代长城沿线左近的区域，很早就是北亚类群和东亚类群人种的交接地带，他们的分布范围在这一区域随着各自种群势力的消长而摆动变化着。在新华时期，这里的居民基本是东亚种群。

　　该成果在对新华遗存动物群的研究中发现，除羊等适合在草原上生存的动物外，当时活动在这里的还有鹿、狍、羚羊等动物。据研究，中国现存的狍只有一种，即C.capreolus，这种动物从中国东北西部到四川几乎都有分布，栖息于灌丛或稀树的山区；而鹿也是疏林、丛林动物；新华的羚羊很可能属于G.subgutturosa，这类羚羊大多生活在荒芜的沙漠地区。这些动物群反映出新华遗址周围当时是一个以草原为主，有小片树林，周边有沙漠的自然景观。

　　另外，该成果还根据1999年在新华遗址发掘中发现的夏代灰坑堆积有含沙异常的现象以及张忠培先生一行2000年对新华遗考察时发现的重要地层关系等，探讨了龙山时代至夏代新华遗址的环境及毛乌素沙漠的形成过程等问题。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对新华遗址祭祀坑99K1中出土玉器的认识问题。99K1出土的玉器包括玉钺、铲、刀、斧、环、璜、璋等共32件，《神木新华》从对其特殊的埋藏位置、埋藏方式以及玉器本身的情况等因素分析后认为，这批玉器应该具有祭祀的性质，这一认识对了解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批玉器的考古层位清楚、组合完整等有利条件，也使人们对陕北地区诸如聚讼已久的著名石峁玉器的年代等问题有了相对确切的认识。

　　由于新华遗址的灰坑、房址及地层堆积中很少有陶器复原，墓葬又几乎没有随葬的陶器，这样就给整个新华遗存的文化分期乃至认识其与周邻考古文化的关系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神木新华》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都还只是初步的，这也是陕北考古工作以后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总之，该成果对建立陕北乃至整个河套地区的考古文化系列、分析这一地区考古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国长城地带夏代先民的种族、文化以及当时该地区的环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