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

　　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批准号为04CKG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中国西北地区是指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等6省、自治区范围内的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先秦时期是指从新石器时代至秦皇朝建立以前的时期，在新疆还可以延伸到西汉时期。对西北地区先秦时期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目前为止，已基本建立了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大致了解了先秦聚落形态和社会状况，并有多项研究涉及到局地人地关系问题。尽管如此，至今还缺乏着眼于整个西北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研究，更没有人将整个西北地区如此长的时期内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此，该项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其一，揭示该地区先秦时期特殊的人地关系机制。其二，认识西北地区先秦文化的历史地位。

　　一、自然环境

　　中国西北地区大山、丘陵、盆地高下相间，森林、草原、戈壁、沙漠左右纵横，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大体分为贺兰山以西的西北内陆干旱区，贺兰山以东的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以及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黄河流域（简称黄土高原区）。

　　在全新世上万年的时间内，西北地区气候曾多有波动，基本经历了早全新世回暖期（距今11500～8500年）、中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500～3000年）、晚全新世降温干旱期（距今3000年至今）三个大的演变时期，并且每个大时期内小的波动也仍然有相当的一致性，距今8200年、7000年、5000年、4200年、3100年左右的几次气候冷期几乎发生于各区，总体上显示出明显的大陆性、干旱性和脆弱性的气候特点。

　　二、文化发展

　　在西北地区这片辽阔而略显苦涩的土地上，自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就不断有人繁衍生息，但直至距今8000年出现农业以后，才进入人类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并和旧大陆多数地区一样，经历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如果从总体文化局势来看，当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变化最为巨大，并以距今4000年左右为界可将西北地区先秦文化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农业文化主要局限在黄土高原区，有时波及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广大的西北内陆干旱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基本长期依赖于细石器所代表的狩猎采集经济，这实际上可以视为旧石器时代以来古老传统的绵长延续。只是到该时期的末叶，才有农业文化从东西两端进入这个神秘广大的区域，但也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该时期社会较为稳定、互动范围小、文化内涵较为单纯。在后一个时期，不但黄土高原区出现农业文化、半农半牧文化和游牧业文化，而且西北内陆干旱区也普遍出现半农半牧文化和游牧业文化。这使得西北地区人类文化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冲突不断、互动范围显著扩大、文化内涵颇为复杂。单从经济方式来说，西北地区大概经历了距今8000年前的狩猎采集经济、距今8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畜牧经济、距今4000～3000年青铜时代的农业——畜牧混合经济、据距今3000～2000年早期铁器时代的农业和游牧业并存经济这样4个阶段。

　　三、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西北地区环境复杂多样、气候敏感多变，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的制约，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资源利用和经济形态方面，进一步则影响到文化的兴衰盛亡、发展更替、传播迁徙，影响到聚落形态乃至于文化和社会模式的形成，并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制约。反过来，人类的开发行为也会对该地区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自然环境还会将其所受到的影响反馈给人类。纵观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会看到以下几项显著特征：

　　第一，当气候向干冷或暖湿趋势发展时，植被带随之向北或向南移动，多数情况下会带动不同经济方式的人群南北迁移。由于东亚季风呈西北——东南走向，因此也以西北——东南向的植被带和文化带移动最为明显。这样，对于一般包含较多陶器的农业文化来说，实际上就在长城沿线形成一条南北有所伸缩的农业和陶器的北界线。

　　第二，人群的南北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尤以农业人群和非农业人群间的冲突最为剧烈，同时彼此间文化和血缘上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第三，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往往直接制约着西北地区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水平，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变化，长期以后还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的社会发展模式——北方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也显然更有利于长远的发展。

　　第四，在距今5000年和距今4000年左右的极端气候期，不同的经济方式和应对策略带来明显不同的结果。

　　第五，农业文化的西——西北向持续拓展与西北内陆干旱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该区域气候变化不如东部季风气候区敏感，且多以雪水绿洲为生存基础，气候事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给东亚人类的能动开发过程留下了更多余地。

　　总起来看，先秦时期大部分时间内西北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对文化发展有明显的制约；反过来，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多数时候都能够有效适应环境特点及其变化，在极端气候期有时还能够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有限。表面上似乎人类只是在被动适应自然，但实质上却也是不断实践、主动选择的过程。这种比较和谐的人地关系，成为西北地区数千年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从战国晚期开始，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就有能力不去适应而是“改造”自然环境，实际上是明显加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秦汉帝国时期击匈奴、通西域，做出了许多变绿洲草原为农田的壮举，却以对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不可逆破坏为代价。其后虽然有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短暂缓歇，但也有唐代和清代以来的大规模的多半是不当的开发，严重地加剧了西北地区土壤沙漠化、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我们只有从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实际特点出发，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原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适当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可能实现西北地区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较好地完成“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

　　四、西北地区文化的历史地位

　　东方文化的西拓以西北地区为出发点，而西方文明对东亚文明的影响也是间接通过西北地区才起作用。西北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缓冲区，是农牧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带，在欧亚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大约从公元前第3千纪开始，西方的麦、羊甚至青铜冶炼技术就可能已传至甘青东部地区，东方的粟、彩陶可能已到达东疆。进入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西方以马、马车和刀、牌、泡、镜等铜器为代表的具有浓厚畜牧特色的文化因素通过新疆向东流播，对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产生，对稍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甚至朱开沟文化等半农半牧特点的形成，甚至对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中原青铜文明的兴起，可能都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反之东方以彩陶为代表的因素也继续西移。公元前第2千纪末期以后，西方以马具（骑马）和铁器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因素渗透至鄂尔多斯甚至内蒙古东部地区，东方的彩陶传统则西进至中亚伊犁河下游。尽管偏早时期西方的影响更大，但偏晚时期东方的势力却更强；尽管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伴有碰撞和战争，但总趋势则是融合与和平；总体绝非“西风压倒东风”或“东风压倒西风”的状况。以前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彩陶文化西来说”固然充满偏见和错误，现在也不存在提出“中亚文化东来说”或“中亚彩陶东来说”的必要。这条早就存在的东西文化通道，或许可称之为“彩陶之路”，或“铜铁之路”，或“羊马之路”，或“小麦之路”，或“玉石之路”，无论叫什么，都应当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前身，或者考古学家裴文中所说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而且曾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总之，该成果对我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客观揭示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特殊的人地关系机制，较为深入地评价了西北地区先秦文化的历史地位。在把握各区域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的演变及其自身特点，探讨农业经济和畜牧——游牧经济的转化，以及研究文化发展和环境演变的关系等方面，均有创新性贡献，并提出了“北方模式”、“陶器北界线”等重要概念。成果还“以史为鉴”，从资源利用、经济方式、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正确实施有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