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

　　黑龙江大学安成日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批准号为05FSS001)，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有关当代日韩关系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现实条件限制，目前在国内尚处于半空白状态。该项研究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二战后日韩两国为解决悬案、建立邦交而进行的七次会谈为基本线索，用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二战结束到日韩邦交正常化为止的20年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勾画。

　　二战后期，为确定盟国团结对敌作战问题和战后安排问题，主要反法西斯盟国首脑多次召开重要国际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与会各国作为战后的重要国际性安排，明确了战后使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国家地位的盟国的原则立场。二战后期，在接受日本投降的过程中，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临时分界线，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分区占领。这对日后朝鲜半岛政治地图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战后期，围绕战后处理问题和建立何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等问题，反法西斯盟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逐渐演变成了两国乃至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冷战”，给朝鲜半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朝鲜半岛的分裂。在朝鲜半岛南北分别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的大韩民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该成果探讨的就是二战后东西“冷战”格局下的西方阵营内部的日韩之间的双边关系。在“冷战”体制下，日韩双边关系受“东西冷战”格局变化的影响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又受美韩关系和美日关系变化的影响与制约。从“冷战”格局的角度看日韩关系具有西方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的特点。另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韩关系具有东亚地区的邻国关系的特征；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日韩关系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特征；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日韩关系又具有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这些特点构成了当代日韩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朝鲜半岛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后，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存在着 “韩国对日索赔问题”；在朝日本人的遣返和日本及日本人财产的处理问题；在日朝鲜人的遣返问题；滞留日本的朝鲜人的法律地位和待遇问题；日韩船舶归属问题；日韩渔业纷争与“李承晚[和平]线”问题；日韩财产请求权问题；领土（独岛[竹岛]）归属问题；日韩邦交正常化问题；通商问题等诸多外交课题。这些问题，有的在美军占领期间通过南朝鲜美军军政厅与盟国日本占领当局（SCAP/GHQ）之间的交涉部分或暂时获得解决，但是多数问题拖到了媾和。可是，在“冷战”形势下，美国一手操办的所谓“对日多数媾和”，不仅把中、苏等主要对日作战国家排斥在对日媾和之外，而且也把同属西方阵营的韩国也排斥在了对日媾和之外。致使上述日韩之间很多问题未能在媾和条约中获得解决或没有完全获得解决。这就为以后的日韩关系留下了尚待解决的诸多悬案问题。

　　缔结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恢复国家的独立以后，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日本，已掌握了对韩外交（包括同亚洲各国战争善后外交）的主动权。签订《对日和平条约》以后，从强化美国东亚反共战略和完善“自由阵营”的东北亚防务体系的角度出发，美国积极斡旋和促使日韩两国举行会谈，解决两国之间的各项悬案问题，建立邦交，以便把日韩这两个东亚“自由阵营国家”紧密地连接起来。在美国的积极斡旋和撮合下，从1951年10月20日到1965年6月22日签订正式条约为止，日韩前后共举行了七次正式会谈。

　　目前，在国外的日韩关系研究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种倾向。其一是，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两国之间出现20年不正常关系的原因归咎于两国在过去“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的认识和感情上的对立。研究以为，日韩在“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认识和感情上的对立是自始至终存在的。1965年6月22日签署的“日韩条约”亦未能解决日韩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日韩条约”实际上是搁置认识问题和感情上的对立的基础上签署的。可见认识问题和感情问题并非是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障碍。

　　其二是，日韩两国的一些学者，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韩关系出现转机，并于1965年6月22日日韩两国签署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原因归功于美国的积极斡旋。但研究认为，二战后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及在美国的一手扶植下刚成立不久的大韩民国政府，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地受到来自美国的影响。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的第一次日韩会谈也未能取得成功。此后，美国亦不时地斡旋日韩会谈，但直到会谈达成妥协，双方还是花去了十四年的光阴。看来1965年6月日韩会谈取得成功的功劳亦不能简单地归功于美国的斡旋。

　　研究以为，二战以后历时十几年的日韩会谈迟迟未能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在于，围绕财产请求权问题、渔业及“李承晚[和平]线”问题等日韩两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根本对立。 另外，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韩两国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美国的斡旋，而是在于日韩两国国家利益的日趋接近。随着国际形势及日韩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两国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上的相互利益日趋接近是日韩求同存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叙述日韩关系的上述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探讨了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大包大揽日韩两国的安全，所以日韩在安全保障方面的相互利益并不显得特别突出，相比之下日韩之间现实的政治、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更显突出。日韩之间的现实的利害关系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主导着这时期日韩关系的走向。这一时期，由于日韩在财产请求权问题、渔业及“李承晚[和平]线”问题上的相互利益严重对立，加上朝鲜半岛局势动荡（朝鲜战争[1950.6.25—1951.7.28]）等原因，日韩会谈未能取得进展，未能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迫于本国的经济、军事负担的压力，逐渐调整其过去在日韩防务问题上的大包大揽的政策，不仅逐渐削减了对日韩的援助，还要求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日本，分担原先美国在东亚地区承担过的部分责任与义务。这使日韩之间潜在的远东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开始凸显出来。而20世纪60年代已步入高速增长阶段的日本，对原料、商品、资本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强。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文化上接近、经济上存在很大互补性的韩国便成了日本资本注目的对象。而各方面都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韩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思变、进取。这时期韩国制订“经济开发计划”，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自然也把寻求资本和技术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近邻日本。这样，日韩在经济上的相互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而20世纪60年代实力增强的日本也已具备了能够部分满足韩国方面提出的财产请求权要求，提供对韩渔业合作的能力。这时期，深受国际海洋法生效压力的日本，也迫切感到了尽快缔结日韩之间“渔业协定”，使渔业权问题以对日方有利的形式获得解决的必要性。于是日韩在签订“渔业协定”解决“渔业及‘李承晚[和平]线’问题”上的看法也日趋接近。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韩会谈能够达成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通过对当代日韩关系发生、发展、变化历程的全面考察，可以进一步把握二战后日本外交、特别是日本对亚洲外交的特色和本质，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日韩两国外交的认识。通过对当代日韩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认清日韩两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日韩两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诸因素。上述探讨也可以为我国制定确实可行的对日、对韩政策及东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