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华兴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于1996年立项，2003年7月结项，课题组成员有：张元隆　李海生。

　　一、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实现了由封建专制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到人民民主专政三种国家制度的历史跨越。这在中国历史上固然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难觅先例。该项目成果以国家观念为主体，将国家学说的兴衰、国家制度的变革与国家观念的更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通过动态考察与理论分析，以双重危机与双重扬弃的辩证思维，对中国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曲折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带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并在“现代化”的主题下，揭示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新陈代谢的基本轨迹与内在规律。

　　领土、人民、主权是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主权则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这项研究成果在内容上作如下布局——导言；历史遗产：传统的国家观念与国家制度；西方入侵：“天朝”危机与“海国”魅力；裂变：西方国家观念的输导与传统国家观念的衰替；萌发：主权意识的发端与改革君主专制的呼唤；觉醒：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变更国体的尝试；创立民国：国家观念的倍增与民主共和的追求；新的求索：从双重危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峙：两种国家制度的较量；多难兴邦：国家观念的巨大锤炼；大浪淘沙：各个党派的国家观及其不同归宿；历史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结语：国家观念新陈代谢的历史启示。

　　该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贯穿始终的是由多维视野向“国家观念”聚焦。

　　1．对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局限于纯粹的认知领域，而注意探寻观念更新的客观社会动因，特别是国家观念更新与国家制度变革的互动关系。在论述“中国中心”观念的动摇与晚清宗藩体制的被迫调适，变革君主专制的舆论鼓吹与戊戌变更国体的勇敢尝试，民主共和观念的播扬与中国皇帝制度的覆没，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的确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时，都力求以元典的思想、确凿的史实，辩证论述两者的交互作用。

　　2．注意对问题或思潮进行研究，避免以个别思想家的评说来涵盖甚至替代整个观念史的演进。剖析西方国家观念的多渠道传输，传统国家观念的日薄西山，国际公法的启迪与主权意识的滋长，议院方案的多种设计，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中华共和国”的体制构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感召，各民主党派在建国问题上的不同政见，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思想飞跃时，都以问题或思潮为经，人物为纬，把各思想家的见解融会于专题之中，察其始末，洞其本源，力求使人能清晰感受到时代思潮的脉动和新陈代谢的趋势。

　　3．注意评析主要代表人物国家学说的同时（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重视收集和论述世俗化的社会舆论，尤其是知识界、民众的国家观念，努力将观念史的源头追踪到被人忽视的芸芸众生，稍减以精英思想替代社会共识的流弊。诸如《万国公报》对西方国家学说的传播、戊戌时期大众传媒对国家观念的鼓吹、《民报》与国家观念的拓展等，都以近代报刊为载体，探究国家观念的源流及对受众的影响；又如“五七”、“五九”国耻的怒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狂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警号，“共赴国难”的呼声，“抗暴斗争”的洗礼等，则力求以更广阔的民众视野，从工农商学各界的演说、传单、通电和报刊舆论中，透析近代国家观念泛化并凝聚为社会共识的生动场景，以展现历史的真貌和民众的伟力。

　　4．注重全方位地、多角度地解析近代国家观念。在充分肯定国家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力求克服仅仅把国家归结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的片面性；在涉及不同类型国家制度的本质和职能时，注意辨析它们所具有的程度不等的社会协调与发展的功能。对近代西方的国家“三要素”说，以及先进中国人将其转化为捍卫国家主权的运思；对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国家与革命等关系，以及民众对国家的感性化、世俗化理解，都试图作较为深入的探究，以冀有助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认识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历史实际。

　　5．改变就观念论观念的习惯思维，依据国家观念起伏消长的内在机理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紧密关联，进行综合考察。努力把近代国家观念置于中外古今冲突交融的大视野和基本的历史联系中，诠释国家观念演进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的相斥相纳，东方与西方的两极相逢，历史感情与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力求给人以清新感和思想启悟。

　　二、深刻阐述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演进历程的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

　　1．外来理论学说与固有思想资源的相斥相纳，推进国家观念不断地新陈代谢。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对西方国家观念先进部分的吸收和接纳，又是对它落后部分的排斥和抵拒；既是对传统国家观念糟粕部分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它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仰，又是实事求是，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任何外来观念、学说，即便是再先进的思想学说，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而在探索“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文明潮流取同一步伐，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全民族紧迫的救亡图存同步发展。民族灾难愈深重，国家观念愈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犹如孪生兄弟，成为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对外强化了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奋勇抗争，另一方面对内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与实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发扬民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健全法制，以法律来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行以法治国。这两方面无疑当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3．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驱动于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忧患意识，又交杂于国内频繁的战争动荡之中。它张扬了“国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凸显了国家机器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功能，而淡化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以至在认知上产生国家只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偏失，而缺乏对国家职能的完整理解，使得国家应有的职能未能充分地全面地展开。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产生这种偏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人们都被最紧迫的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所吸引，人们的认识不得不围绕这个最紧迫的需要而展开；但并不能说，这种片面理解就是正确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纠正这种偏向，注意发挥国家在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职能，以完整地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使中国现代化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4．无论对西方输入的近代国家学说，还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国家学说，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决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的态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应该是人类一切合理的、优秀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学说的融汇与结晶。事实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和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正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的产物；并且还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时俱进的要求，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

　　5．近代国家观念演进的历程表明：用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只是换了招牌，货色依旧。只有从观念形态的深层次，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高度，真正唤起全体国民独立民主自由人格的觉醒，才能促进国家制度的改造和完善，才能在人民的监督下，发挥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国难频仍的困窘年代，从变革国家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都发自肺腑地强烈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就更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全体公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以主人翁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并从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利益。

　　这项成果以其独立运思，初步构建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框架体系；以其潜心钩沉史料，实事求是地从基本史实中引出固有的而非臆造的结论；以其较为广博的视野，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弥补了该专题史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