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唐力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批准号为98BZS012），于1998年立项，2004年3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吴建华、徐茂明、张翔凤、李明、申浩、王健。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区域研究已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苏州与徽州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这项成果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该成果在对苏、徽两州区域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这两个区域间的互动加以考察，进而探讨了区域互动对两地的发展以及整个江南[1]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苏、徽两州的区域特点

　　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2]，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

　　徽州属内地山区，“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3]。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不仅要注意到它的封闭性，还要注意到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中原宗族制度得以在多山的环境中长期保存下来。多山的地理环境，同时也造成徽州物产的瘠薄。徽州人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

　　二、苏、徽两州的区域互动及影响

　　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4]，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由于官绅倡导文化，苏州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变化要慢一步，直至宋代才实现。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位差，造成两地基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徽州到苏州。

　　成果在对两地作比较时，不是局限于两地经济文化表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从区域间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相互知觉这三个层面出发，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里展现两地经济、文化和人的互动。

　　1.苏州与徽州的相互沟通

　　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应该说是相邻相近的。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因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河流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河流湍急、季节性强，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徽州至苏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苏州与徽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5]，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东西向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向西的移动。其原动力则主要为经济因素。“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6]。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这为徽州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从而形成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这就决定了互动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

　　2.苏州与徽州的相互作用

　　在16-20世纪的传统中国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互动互补，交往密切。在互动的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上，其总的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等大都市，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成果从九个方面（苏州与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妇女、宗族、教育文化、市镇、基层社会控制、基层社会保障、民俗风尚、民间信仰等）对苏州与徽州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异向发展的具体表现做出了比较。

　　3.苏州与徽州的认知作用

　　作为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徽商来到五方杂处、市曹繁荣的苏州后，他们希望为苏州人所认同。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意与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7]。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8]。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苏州文人对徽州真正深层的认知，是在亲临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闲潭》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动越易成功和顺畅。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虽然使苏州与徽州从16世纪开始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路向，但它们的互动，却共同造成了江南区域社会整体的繁荣。江南作为一个经济区，就是在互动中形成的。首先是南北互动。商末泰伯、仲雍奔江南，建勾吴，带来了中原的文明。历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的经济在互动中终于赶上（唐末五代）并超过（宋代）北方。南北互动中，江南内部的东西互动也在发展。北方移民进一步向西部山地的移动，江南西部得以开发。明后期以来，长江的重要性日渐显示出来，东西互动所占的比重增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如走私海商汪直等）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世界市场）的互动，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土而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江南山地、平原与海洋的互动造成了江南的繁荣，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一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