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期舆图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孙喆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雍乾时期舆图研究》（批准号为02CZS001），于2002年立项，2004年3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王江。该成果由绪论、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的兴起、舆图的绘制、清初多元化的疆域格局、康熙《皇舆全览图》对疆域的标示及其依据、乾隆《内府舆图》上疆域的变化、康雍乾时期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个案分析、康雍乾时期的疆域管辖问题、康雍乾时期制图术研究等几个部分组成。成果对清朝疆域的研究范围锁定在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即东北、漠北、新疆、西藏等地区。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中国今天的版图奠定于清，系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基本一致的看法。因此，清代疆域形成之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的热点。但从地图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疆域形成的著述尚不多见。边界划分，总是同地图标示联系在一起，由边界划分而形成的国界也总要用地图来表示。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化国家迈进的热潮，地图则作为一种证明国家领土范围的工具开始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英、法、俄、西班牙等国都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绘制了自己的地图。与此相似的是，远在东方的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已运用西方耶稣会士传入的近代制图学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和边疆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绘制帝国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并把测绘地图与版图的确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地图绘制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之一。李约瑟曾指出：“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这是一种虽然并非严格按照天文图的原则，但力求尽可能做到定量和精确的制图传统。”中国建立大地坐标系统的实测地图则萌芽于西方测量技术传入的明代，而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地图绘制，则始于清康乾年间，即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不仅是中国，亦是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的全国性测量，规模之大、测量之精确令西方国家叹服。

　　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件伟大作品的完成，主要依赖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清廷，确切地说是康熙帝，一是西方耶稣会士。而促使二者联手进行此事的契机则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这与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图功能的限定有极大的渊源。“中国制图术的大部分历史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统治者及遴选出来各司其职以辅佐其统治者的学者型官僚阶级的机构和实践活动。”从清初制图活动的实践来看，一般都是在清廷的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地图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中国人对版图的理解是“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人口和土地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二者密不可分，地图则反映了国家对二者控制的结果。《尼布楚条约》对清朝统治者传统的疆域观念提出了挑战，进一步激发了康熙帝想了解自己统治范围的欲望。由于“科学地图似乎能给统治者提供一幅完美的‘全景监狱图’以助其修成统一大业”，康熙帝认为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可能会使他更准确、更清楚地洞悉帝国版图，故在纂修《一统志》的同时，康熙帝又开始了另一项大工程，即绘制《皇舆全览图》。在康熙帝看来，这两项工程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明确满洲贵族在中原地区的正统地位，划定清朝的疆域范围。

　　就我们在档案馆所能看到的康雍乾时期绘制的地图目录而言，数目已经很庞大，更不用说档案馆未收藏的及大量的方志等文献所包含的舆图资料了。成果在这里重点选择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来进行分析研究，是因为这两幅地图在清代所绘制的所有地图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并且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制图方法。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1717—1718）绘成的《皇舆全览图》由28幅分图拼接而成。其中东北地区5幅，蒙古3幅，关内15幅，黄河上游1幅，长江上游1幅，雅鲁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东1幅，高丽（今朝鲜）1幅。地图绘制的范围东北至萨哈连岛（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乾隆《内府舆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加上新的测绘成果而得以完成的。“皇上又令在朝修士，将大清一统地舆，及沿革之疆域，加工绘成图册，令蒋友仁镌为铜板。友仁遵旨刊刻，刊成铜板一百零四片，每片刷印百张。”乾隆《内府舆图》不仅是一幅历来被认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图基础的中国全图；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均对当时的疆域进行了标示，形成了一条边界线。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双方东段边界。康熙一朝的地图上，漠北地区与俄国交界处双方尚未有明确的边界线，大体以三汗部传统的游牧区域为基础，向北绘至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西北地区由于康熙朝与准噶尔部的战争没有结束，故只详细标示到哈密、辟展一带，往西在标示密度和准确性上则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乾隆《内府舆图》较康熙《皇舆全览图》在疆域标示上有了很大变化：（１）“新疆”的出现。从地域上讲，“新疆”即古代所言之西域，意为“新开辟的边疆”。乾隆年间清军彻底击溃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部和天山以南大小和卓木的势力，使自古以来“沙碛千里，乏水草，绝人烟”的西北数万里土地尽入版图，“边外近地编氓之聚族而居者，日以加繁，因时治宜，治以守令矣”。乾隆朝随着准噶尔部和回部并入版章，乾隆帝遂“分命臣工，乘传履勘，方舆晷度，并得诸目击身亲，远近翔实，订证旧图”，编成《西域图志》，使得西域从此“与腹地川原同，同登指掌矣”。此次测绘的区域，天山北路自乌鲁木齐向西，依次测绘了库尔喀喇乌苏路、塔尔巴哈台路、伊犁东西路；天山南路，自哈喇沙尔以西迄于叶尔羌、和阗及新疆内附诸境，一一命使测量，一如准部。此次实测地点的范围在西经24°10′—46°30′，北纬31°11′—47°5′之间，比之康熙朝扩大了许多。除此之外，在图上“藩属疆索，一列简中，用昭环拱之盛”。（２）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雍正五年中俄双方最终达成了关于中段边界的划界协议，签订了边界条约。中俄中段边界确定下来，条约签订后，清朝即将界址山河地名缮写绘图，及时将疆域变化在舆图上体现出来。（３）重绘西藏地区地图。乾隆十五年（1750）清朝在平息了颇罗鼐子珠儿墨特的叛乱后，派人对西藏地区重新进行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并入乾隆《内府舆图》。乾隆末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廷派福康安等率军入藏。廓尔喀宣布投降。清军返回西藏着手善后事宜，包括与廓尔喀定界。清廷在与廓尔喀划界的同时，对与作木朗、洛敏汤、哲孟雄等各交界处的旧界亦重新进行了勘查梳理。

　　通过研究，成果将地图上疆界的形成归纳为三种模式：通过订立条约来确定边界，如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及中国同尼泊尔之间边界的形成；按照传统习惯线来划界，典型的是康熙年间中朝之间边界的确定；军事战争胜利之后的划界，如乾隆朝取得对准战争胜利后，清朝与哈萨克、布鲁特等政权之间的边界的划定。

　　由于“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客观的表现物”，因此各种现实因素、制图者的空间观、政治观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制约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康雍乾时期的舆图大多是在官方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舆图更多反映的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观念。尤其是在封建时代里，帝王的思想和意识往往会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在成果里，作者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重点探讨了清代地图上的疆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并大致摹画出了一条边界线。随后，作者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对统治者的主观因素对疆域范围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以说明清代疆域的形成过程并非像在地图上所表现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清廷十分注重用舆图来表明自己的疆域范围，并力求地图的精准性，这种舆图绘制观念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从疆域观上来讲，清廷与当时欧洲国家相比，则明显滞后了。虽然《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相继签署，使得清朝在处理同周边的国家和政权的关系上，除恪守传统的朝贡体系外，又添入了条约关系，这使得清朝统治者传统的疆域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与以往各朝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本质上而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观念仍是清朝处理边疆问题的主要指导思想，其制约着清廷对边疆尤其是边界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步入近代以来，中国边患四伏，除去中国国势衰微、强敌环伺这一主要因素外，清廷本身对边疆地区的施政不利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最后，成果对清代制图术的有关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论述。中国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绘制地图的传统，但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由于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测绘技术而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当时在华耶稣会士的努力。清前期为清廷从事大地测量工作的耶稣会士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观念和制图学方法介绍到中国，并运用到中国的制图实践中去；同时，又将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传播到欧洲，对西方了解中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制图传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乃至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与耶稣会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西方制图技术在康雍乾时期曾经辉煌一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并没有将中国制图术从此引上西方的轨道，欧洲制图术也没有取代中国传统制图术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制图术依然在流行着，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而这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