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形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王晓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形成》（批准号为99BZS014），于1999年立项，2003年6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王新春、郝虹、于涛。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形成》将黄老之学与佛教般若学作为思想资源引入研究视野，分析了儒释道理论要素在玄学形成中的功能。但是，这项成果并非局限于分析哲学范畴与命题的变化，而是将这些变化置于由学术地理、家族文化、社会思潮、士人心态和政治斗争交织而成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动态的立体考查，通过研究曹魏正始—西晋元康玄学波浪式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典型个案，而成此作。　　一、“黄老”与“老庄”的融合

　　儒释道对魏晋玄学的理论建构有着深刻影响：儒家伦理是士人的生命底色，而道家的“黄老”与“老庄”则作为最有活力的思想因素，居于学术变革的主导地位。在建安战乱时期的特殊环境中，“黄老名法”一度成为曹魏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老庄”的人性“自然”哲学亦进入士人的深层精神世界。由于早在战国秦汉之际，“黄老”已经将儒家伦理融入其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老”与“老庄”的融合，是导致魏晋玄学突变的关键所在。关于老庄思想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成果对黄老“因循”哲学、形名方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正始玄学奠基人王弼，将黄老“因循”哲学融入《老子注》，提出了“因物自然”的命题，指出宇宙本根“无”，以“无”为因循万物的自然本性。“因”是“无”的运行规律，故体“无”的圣王在“因”的消极形式下，顺应时代变化，积极有为。西晋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指导思想，通过误读《庄子》，将该书注释成积极入世的经典，建立了肯定进化与变革的历史观，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统治者放手运用礼乐法术各种方法治国，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将 “因循” 与“自然”思想融合，建立了圣、凡心性哲学，使黄老的政治功利主义与老庄的自由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一方面，圣王“因循”社会形势，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但必须体现臣民的意志，以臣民实现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臣民的自然本性已经与名分嫁接，变成了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分”，为名教与自然合一提供了人性论基础。

　　形名学不是进行逻辑学理论探讨，而是作为思想方法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服务。从认识论上看，形名学方法鲜明的特点是强调在经验“形”的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的“形名互检”和“辩名析理”，探讨真理。这种尊重经验和理性，不迷信盲从的思想方法，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善于思辩的玄学家并不注重对方法本身进行研究，而是注重在实践中如何创造性运用，修正传统概念，使之成为构建自家理论体系的范畴。这种既是普遍规则，却又因人而异的“学术方法”，是魏晋玄学家得以突破前人成说，立一家之言的关键所在，也是今人深入其哲学体系睹其奥妙的主要路径。通过这种路径，成果对王弼、郭象玄学作了新的探索。

　　二、佛教的刺激

　　魏晋玄学在形成中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早在东汉后期，小品般若《道行经》已译出，译经者是胡人，其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人，故般若经否定宇宙本根的缘起性空观念，已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来了。汉魏之际学术界的宇宙论传统，从何晏玄学开始发生逆转。反映何晏早期玄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无名论》，该论的中心哲学概念是“无所有”，而这恰恰是当时汉译佛经用来表达“空”的概念。因此，成果从何晏所寄养的曹氏家族的佛教文化影响谈起，进而比较了何晏《无名论》与东汉佛教译经在“无所有”概念运用上的异同，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何晏并未真正理解佛教的空观，但其玄学理论在孕育过程中曾受到佛教的刺激，即在佛教空观的催化下，何晏早期的宇宙哲学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佛教的本体论变形。这种从事物自身思考其内在依据的新思路，启发了王弼本体论哲学的形成，而王弼又将何晏笔下似有“真空”含义的“无所有”，改造成“中和”、“全有”而无形的“无”，清洗了佛教译经的痕迹，回归了中国传统的本根——本体思维方式。尽管佛教哲学的影响间接而微弱，却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相当水平的外来文化第一次在哲学深层的思想碰撞。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火焰，从而照亮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从滞重到空灵的时代。

　　与何晏、王弼同时代的“竹林七贤”，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至于“竹林七贤”名称的形成，也未受佛教影响。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发现东汉——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通过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发现，“竹林之游”之处——河内山阳自古至今生长竹林，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处于邺至洛阳之间，有软禁汉献帝的浊鹿城，设督军监控，属政治敏感地区。七贤同游竹林是短暂的，“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因此，有些学者关于“竹林七贤”名号是附会佛教典故而成的观点，难以成立。

　　通过对西晋玄学三大流派与佛教关系的探讨，成果认为，这一时期佛教般若学并未参与玄学理论的主体建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玄学的思维方式。例如郭象的自生独化说，是中国道家哲学向理性主义方向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其中亦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本体论看，郭象的“自生独化论”虽与佛教的缘起说并不相同，但从反对探索宇宙生成的终极原因这一思路看，两者却有共同之处。不过佛教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郭象哲学即使“空”掉了宇宙本根，也没有最终“空”掉自然本性，这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论底线，与大乘空宗最后的分野。从历史观看，郭象关于历史不存在“开始”与“时间”的观点，同样超越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而佛教关于宇宙在时间上无限，没有绝对“开始”的观点，汉晋时期亦随着译经传入中土，郭象的历史观如此独特，是否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某些刺激呢？最后，从圣人心性论看，魏晋玄学有圣人“有情”与“无情”两个流派：一是王弼、阮籍、嵇康，认为圣人并非真正的无心无情，是因为各种情感均衡中和而表现出“无”的假象；二是何晏与郭象，认为圣人内心是无任何情感的“空”。从历史记载看，前一派与佛教文化无联系，而后者却有明显佛教文化背景存在。

　　三、“性”本体的形成及其意义

　　儒释道思想资源围绕魏晋玄学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名教与自然”、“君权与士权”重新组合，构建魏晋玄学的理论体系，使其呈现出以下特点：以“辨名析理”为思想方法，重新“定义”传统的哲学范畴；以“得意忘言”为自由解释儒道经典的工具，阐发《老子》、《周易》、《论语》、《庄子》“新意”；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纲常“名教”与老庄人性“自然”融为一体，完成了儒家伦理与道家哲学的深层融合；破君权神授说，融合黄老“因循”与老庄“自然”思想，力图在君主专制政体与士族社会自治之间建立新型关系；最终通过“有无之辨”，解构传统的宇宙本根论，确立“自然之性”的本体地位，为玄学体系提供形上理论支持。

　　学术界一般认为，与汉代哲学的宇宙论相比，魏晋玄学的理论特点是本体论。确切说，“性”本体才是玄学本体论的突出特点。众所周知，魏晋是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而魏晋玄学的主旨，是强调人性的“自然”。“性”的本体论哲学，是最佳选择。事实上，本性问题的确是魏晋玄学哲学思辩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动态的发展眼光看，玄学思想家在形上领域的长期探索，便表现为宇宙本根解构与“性”本体建构的过程。从正始玄学开始，到西晋玄学集大成者郭象那里完成。

　　通过其“自生”“独化”学说，郭象破所有宇宙本根论，彻底否定了外因的决定作用，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性”本体论，“性”本体论认为，事物生成变化的终极动因在于每个个体独立的本性，事物的一切现象，都是本性的展现。在此基础上，郭象将人类心性分为圣、凡（臣民）两种基本类型，提出了圣人与凡人相互依存的心性论结构模式，为解释各种社会关系、构建哲学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不同的学术论域表现为：圣人无为与臣民自治的政治哲学，圣人“冥物”与臣民“冥极”的认识哲学，圣人无待逍遥与臣民有待逍遥的人生哲学等等。郭象力图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权利”关系，即君主制国家权利——“君权”与士族阶层权利——“士权”的关系，保留、削弱“君权”与扩大、限制“士权”，是郭象政治哲学的主旨基本倾向，也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