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批准号为：91BZS029)，于1991年立项，2004年5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学衡派的文化观

　　学衡派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一多、两世界”。学衡派文化酝酿的思路是，在坚信文化具有世界和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强调文化发展中的选择原则，以选择使其趋于止于至善的理想主义。这种理路既反映其文化酝思具有开放的特性，与一般偏狭的东方文化论者划开了界限；又反映其重视传统和文化的民族个性，而与全盘西化论者异趋。但是，学衡派终究受柏拉图“理念世界”的影响，上述统一性在于道德理想主义。学衡派对时人重功利与物质意义，轻忽精神价值深感忧虑，强调理想人格与学术系统互为表里，这就为自己“客观的道德理想主义”规定和安顿了固有的文化家园，其挚爱传统文化是合乎逻辑的。学衡派将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认为它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石”。学衡派认为惟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实际上，这是在新文化运动揭橥的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民族的复兴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学衡派是否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反动”、“守旧”呢？结论是否定的。这可以从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以下三大问题的分歧中看出来：其一，新旧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一样主张发展新文化，但是二者于学理上产生分歧，后者强调超越传统，破旧立新；前者则强调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也因此之故，二者互有得失。其二，中国的礼教问题。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抨击“礼教吃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强调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礼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三，关于孔子的评说。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学衡派坚持高度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强调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世界文化伟人；同时，他们又反对神化孔子和尊孔教。上述见解是合乎逻辑的，即便从今天看来，也应当说是正确的。他们的缺憾在于未能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烈反孔，意在推倒成为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护身符的孔子偶像，以促进国人的思想解放。从这点上说，学衡派在政治上失之幼稚。　　二、学衡派的文学思想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这种观点构成了学衡派文学思想的基础。由是他们从中引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见解：其一，文学不可能脱离时代；其二，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其三，文学创作必然包含着主客观的因素。从为人生的文学出发，学衡派强调从事创作的作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或称文学的诸要素：社会责任感、善于观察与理解人生、文学艺术的修养。学衡派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也涉及接受美学的理论问题，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须有杰出的作家与聪明的读者两个条件，二者兼具作品才能流传。从总体上看，学衡派从两个层面上探讨过文学价值的判断问题：首先，从内容的分际上，探讨文学作品的久暂；其次，从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探讨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分际。学衡派的文学思想虽然存在着道德化的倾向，但又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即强调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分歧，如文白之争、新旧诗之争，多属学理之争，得失互见，理有固然。后期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肯定新文学，归趋于平实。斥学衡派为反对新文学的守旧派的传统论点，有失简单化。总之，我们应当肯定学衡派的文学思想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学衡派指出：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以及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学衡派不赞成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弊端，认为它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学衡派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综上所述，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反映了他们得风气之先，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包含着宏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四、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学衡派眼中的教育功能包括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和 “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并重，缺一不可。学衡派所谓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国民，而其中又突出了品德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它不仅反映了对欧战的反省，而且反映了对国情的深思。学衡派突出能力培养。而要实现这一点，在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上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注重宏通教育，避免学生的知识结构失之偏狭。其二，“适应学生个性”，即课程结构、人才培养的规格不能模式化，而是因才施教，人尽其才。其三，注重教学方法和学生的科研训练。学衡派提出“国民教育职业化”的构想。这就是说，初等教育除了教书外，还应当增加谋生的技能。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准。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学生应有更多自由讲习研求的机会。为此，专业设置不能太多。学衡派从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这一根本的教育理念出发，强调学校教育应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并进而提出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改革现有的学校课程结构，注重文理渗透，开拓学生的视野，优化知识结构等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借鉴的意义。当然，学衡派的教育思想也存在对其时的政治变动过于漠视，不免就教育谈教育，故其强调培养健全的人格虽不乏合理性，但难以实现。

　　五、学衡派的道德思想

　　学衡派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其伦理道德，即“道德为体，科学为用”的主张，着意强调人类在物质文明日进的情况下，当守护精神价值，怀有追求至善境界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重要命题。不论人们赞成与否，学衡派的道德思想在其时毕竟成一家之言，尤其是他们所倡导的抽象道德理念和道德的宗教信仰，以及以此为鹄的的君子精神，有力地彰显了时人对于人文精神的诉求。学衡派的道德思想是欧战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反思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思潮涌动的产物，虽因时代的落差，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不免过于理想主义，但它毕竟有着合理的内核，历久而弥彰。

　　学衡派文化思想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所必需的，它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不仅如此，学衡派所反复强调的，在人类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轻忽人文关怀的重要命题，无疑又具有可贵的前瞻性。在人们诉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声日高的今天，其内在的合理性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