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西北大学陈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武将制度变迁研究》（批准号为01BZS005）,最终成果是专著《北宋武将群体与武将政策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杨希义、贾二强、张明。

　　在中国历史上，武将与文臣作为王朝政治的两大支柱，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谓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篇第十》）唐太宗更指出“文武二途舍一不可”（《帝范》卷四），这说明武将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相比文官士大夫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来说，对武将群体的探讨比较薄弱。该成果围绕北宋时期武将群体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北宋武将群体的构成与主要类别的划分

　　北宋武将群体的出身构成较文官更为复杂，包括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成员、文人及文官从军、武举选拔、宦官、蕃将、吏人、宗室及其他等等。但其中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及外戚成员等四类人员最为重要，是北宋各个时期武将群体中的主要力量。而武将世家和军班行伍在数量上又占据多数，并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二、北宋武将群体主要类别的表现及素质分析

　　在北宋武将群体四个主要类别表现与作为中，将门世家、军班行伍出身者虽然存在着自身的诸多问题，如武将世家中存在依赖家门的问题，军班行伍出身者在文化素质上存在先天不足的弱点，但发挥的作用最突出。前者在北宋知名武将构成中所占比例最大，后者居其次。在潜邸亲随和外戚成员中，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往往能身居高位，成为武将群体中的权贵势力。但其能力和素质也明显低下，故不仅罕见名将，而且绝大多数能力低下，品行低劣。而在四大类别武将之外，文人为将者在军队中的总数虽然不多，但由于普遍素质较高，表现过分拙劣者有限。从北宋武将群体整体上看，其素质水平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三、北宋武将任职情况和角色地位的变迁

　　在北宋枢密院中，由于实行“崇文抑武”方略及“以文驭武”政策，武将出身者日益受到排挤。从宋真宗朝以后，武将在枢密院长任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特别是从宋仁宗至和三年以后，武官基本上被排挤出枢密院。北宋枢密院中武将遭受压制和排挤，以不知兵略的文臣长期主掌最高军事决策，便不能不对当时的国家武备和边防产生颇大的消极影响。

　　北宋时期，禁军最高统帅机构—三衙，完全是由武将统管的机关。但在“收兵权”的政治原则下，三衙受到枢密院的控制和制约。因此，三衙将帅并无独立指挥和用兵的权力。随着抑制武将方针、政策的不断推行，不仅三衙将帅的权威及地位逐步下降，而且三衙将帅在出征和镇守地方时也完全沦为文臣统帅的下属和部将。

　　在北宋地方统军系统中，武将群体的角色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在北宋前三朝，武将是出征和镇守各地的各级指挥者。到宋仁宗朝对西夏开战后，文臣以方面统帅身份逐渐控制了边防前线及重要地区的统军权，武将则退为其副职和部将。北宋武将在地方统军体系中的这一角色变化，同样表明当时武将群体地位的降低。

　　四、北宋推行“崇文抑武”方略的过程及其影响

　　北宋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是统治集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但随着不断地被加以推行、贯彻，并与“将从中御”相融合，而派生出“以文驭武”之策，则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是北宋专制皇权与文官士大夫集团利益结合的产物。受这一基本治国思想和方略的影响，北宋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突出的歧视武将和从军的观念，于是以往“投笔从戎”的现象大致上消失，文臣与武将之间也出现明显的鸿沟，极大地打击了武将群体，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对北宋边防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元人所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

　　五、北宋实行的武将政策和相关制度的演变

　　北宋历朝统治者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高度重视对武将的驾驭，遂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驭将之策。宋太祖朝的驭将之策关键在于区别对待。即对掌握京师卫戍重任的禁军将帅，采取严密的防范和控制手段，对旧藩镇则采取打击的态度；但对出征、边防守将采取重用和优待的态度。另外，对高级将领的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采取宽恕的处理办法。宋太宗朝则对武将普遍采取打压态度，将压制、束缚和收买、纵容相结合，既钳制又放纵。对失职武将，包括重大军事行动失败的将帅通常放纵。此外，还开始尝试“以文驭武”。到宋真宗朝及以后，在沿袭宋太宗朝驭将之策的基础上，逐渐推行和贯彻“以文驭武”方针。这种驭将之策的长期实行，对军事实力和边防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宋人叶适痛心地指出：“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

　　六、北宋武将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北宋“崇文抑武”方略及“以文驭武”之策的长期实行，对维护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北宋时期，始终未能酿成全国性的内乱，所谓“有外患而无内忧”。较长时间安定的内部环境，士人能享受相对较多的自由，都与“崇文抑武”的大氛围有关。这对促进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即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见解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但与此同时，武将群体受到极大的束缚和压制，其用兵作战能力无法得到正常发挥，武将角色应有的自信、果敢精神日益萎缩，惧战气氛弥漫于军营上下。由此还造成“崇文抑武”风尚和价值观在社会上的盛行，从军卫国的意识没有其应有的地位。于是，秦汉以来那种勇于进取，积极开拓及尚武的精神失落了。正因为如此，宋代虽不乏朝臣和文士“论兵”、“议边”以及“选将”的议论，但终究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这便不能不在一个重要方面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对北宋边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在御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后世即称北宋“声容盛而武备衰”，可谓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