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曲阜师范大学傅永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批准号为02EZS003），最终成果为21卷本《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课题组成员有：韩钟文、杨荫楼、李绍强、张涛、李孝弟、曾振宇、赵利民。

　　一

　　《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一部系统总结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成果的大型丛书，共有21卷，通过选编百年来学术界研究儒学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全面反映中国儒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学术水平，为进一步研究儒学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学术文献。

　　《大系》采用有述有作、述作结合、相辅相成的编纂思路，集文献选编、专题研究与总体反思于一炉，每分卷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导论；二、正文，代表论文、论著选编；三、目录索引。导论部分是“作”，每卷导论是本专题的研究论文，对本专题作了系统的回顾与反思，21卷分别为《孔子研究》、《儒家学派研究》、《儒家经典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儒家哲学思想研究》、《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研究》、《儒家美学思想研究》、《儒家文艺思想研究》、《儒家教育思想研究》、《儒家文化思想研究》、《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儒家宗教思想研究》，《儒家经济思想研究》、《儒家史学思想研究》、《儒道比较研究》、《儒释比较研究》、《儒学与西方哲学》、《儒学与实学》、《儒学传播研究》和《日本韩国的儒学研究》。此21卷导论实际上是21篇专题性的学术论文，合在一起是一部百万字的《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的学术专著，体现了《大系》编纂者独特的学术思想。正文部分精选了本专题有代表性的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编撰者对每篇文选的作者生平与学术思想均有简介，对选文有简明的导读。21卷文选约1000万字，集百年儒学研究文献之大成，目录索引精选了百年来与本专题相关的论著、论文目录，系统地反映了本专题儒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专题文献目录。相对于导论部分而言，文选、目录索引部分是“述”。《大系》三个部分有着各自的意义与作用，又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使《大系》真正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百年鉴”。

二

　　《大系》从多个层面上展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复杂、丰富的精神历程。儒学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导源于洙泗，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生生不息的流淌，从曲阜、邹城一带奔向中原，汇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流向整个中国，传播东亚、辐射全球，泽惠万方。儒学曾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儒学的长期影响及精神积淀有着密切关系。儒学向东亚各国的传播及影响，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等对儒学的接受及本土化，使儒学成为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以至东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遇之中，西方文化潮水般的涌入，中国社会、文化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播文化向现代文化急剧转型，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也遇到再生、复兴或现代化转换创造的机缘。

　　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与政治界围绕着孔子、儒家及儒学的命运、前景问题展开了广泛、持久的争鸣，而这类争鸣又直接或间接地同现代文化、思想、学术诸方面的争鸣交织在一起，涉及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化与华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保守与革命、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西方智慧与中国或东方智慧等等论题，使有关儒学的争鸣远远超出中国儒学史的范围，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精神风貌。

　　对百年来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有一奇特的思想文化现象值得重视。活跃于20世纪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或思想精英，都不同程度地介入或参与了有关孔子、儒家及儒学的争鸣。如自由主义者严复、胡适、蔡元培、殷海光、张灏等，国粹派章太炎、邓实、黄节等，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吴稚晖、朱谦之等，三民主义者戴季陶、陶希圣、陈立夫等，东方文化派杜亚泉、钱智修等，学衡派梅光迪、吴宓、汤用彤、陈寅恪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等，新启蒙的代表人物张申府、王元化、新士林派代表人物罗光，以及现代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如冯友兰、贺麟、柳诒徵、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张东荪、雷海宗、朱光潜、宗白华、萧公权、潘光旦、费孝通、张岱年、庞朴、李泽厚、汤一介等，还有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郭沬若、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任继愈等，都参与了有关儒学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形成思想的分野，对儒学的命运、前景作出了不同的预测。从总体趋向看，百年儒学的历史大致沿着两个方向演进：一是儒学精神的新开展，使儒学于困境中、危机中得以延续、再生或创造性转化；二是从文化学术思想的维度研究儒学，包括批判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创造性研究在内，突破了经学时代的研究范式，使儒学研究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现代性的特征。由于20世纪中国是以“革命”为主潮的世纪，学术研究与政治革命、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成的关系特别密切，有关孔子、儒家与儒学的争鸣常常烙上政治革命、意识形态论战的烙印，批判论者、诠释论者与复兴论者的百年大论争，往往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思想争鸣的复杂性、丰富性远远超出了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且具现代性或现代精神的特色，堪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媲美。《大系》的编纂目标，就是为了反映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这最壮观的一幕。

　　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中指出：“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学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儒学统摄哲学、宗教、伦理、政治、艺术、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格并形成关怀现世人生的人文精神，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国、天下秩序的构建，都在儒学关怀与实践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古代中国，儒学成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然而，进入20世纪，出现了类似唐宋之际“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危机，儒学又陷入困境之中。唐君毅以“花果飘零”、余英时以“游魂”形容儒学危机之严峻，张灏则称这是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思想危机”。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博物馆化”象征儒学生命的终结。但从百年儒学的精神开展与儒学研究的轨迹看，儒学的生命仍然如根深蒂固的古老大树一样延续着，其精神并没有象列文森所喻的“博物馆化”。百年儒学的历程虽曲折艰难，时兴时衰，但仍是薪火相续，慧命相承，间有高潮，跨出本土、传播世界，在三四十年代有“贞下起元”之象，在八九十年代又有“一阳来复”之运，至20世纪、21世纪之际，儒学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中及“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充当重要角色，为人类重建文明秩序提供可资吸纳的智慧，并将在人类的“新轴心时代”发挥其独特的价值与贡献。近20多年来国内、国际思想界、学术界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或“儒学与文化中国”、“儒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儒学与全球伦理”等论题的关注及争鸣，已证明了所谓儒学“博物馆化”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儒学的生命仍然充满活力。因此，《大系》对20世纪儒学的总体回顾与反思，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课题，而且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三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从总体上分析，研究者已突破了经学时代的研究范式，“援西学入儒学”，参照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学科分类及研究方法，对儒家六艺之学以至经学进行改造，或作新的分类与诠释，从而使儒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即使以复兴儒学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也不例外，这是传统儒学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标志。古代的儒家学术精神以宏博、会通、综合为特色，“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有“通儒”、“通人”之学的称谓。而自19世纪以来，确如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中所说：“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实质上此学术转型乃学术现代化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及哈贝马斯等人分析现代化及其对学术的影响，都强调合理化、专业化与职业化的问题。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延续下去。”处于社会、文化转型的儒学研究，移植、参照与改造西方的学科建制、学科分类、研究方法及概念、范畴、命题与原理等，突破儒家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通儒之学”的界限，对儒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就成了百年儒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即使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沈有鼎、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师，深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是可贵的，有“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的学术志向，但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大势下，仍然以专一、二门学科为主，在专上求会通或旁通。由于“专门之学”代替“通儒之学”乃大势所趋，儒学也有由“道”向“术”转变的特征。不少儒学研究者并不是将儒学视为安身之道，而是作为思想学术进行研究。因此，分门别类的儒学研究也是百年儒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这也是《大系》分21个专题编纂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