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研究

　　内蒙古大学赵琦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元之际的儒士境遇和文化传承》（批准号为02CZS004），最终成果是专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

　　

　　“金元之际”是指从成吉思汗开始攻金（1211年）到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1271年）的历史时期。从1211年到1234年持续20多年的蒙金战争，无疑是时人形容为“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一场浩劫。不过，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中原的文化、制度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士人作为中原文明的承载者，他们对中原文明的保存起了更直接、更具体的作用，因而通过对这一时期士人遭遇与活动的研究，可以深切了解中原文明延续和恢复的艰难曲折过程。该成果主要研究了儒士在蒙金战争中的遭遇，大蒙古国诸汗、朝臣对儒士的态度和举措，儒士与世侯、蒙古诸王的关系，儒士与教育，儒士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忽必烈继位后儒士受到重视诸问题。

　　研究认为，蒙古统治者占领中原后的数十年中，将中原作为聚敛财赋的地区，长期没有采行中原传统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儒士科举、仕进的道路被迫中止，沦落到农、工、商、军之列，或充当道士、和尚，甚或成为奴隶。此外，也有一些儒士凭借自己所学的文化和知识，寻求资以谋生的职业：少数人成为大蒙古国的官员，但多是先前士人所鄙视的刀笔吏。还有些人寄食于世侯之门，或为蒙古诸王任用，或以教学为生。同时，蒙古统治者采取了一些优待儒士的措施，如确立儒籍，在籍儒户可以免除徭役，继续从事文化活动。儒士在失去科举的束缚后，加以蒙古人重视医、卜、道、释的风气，促使他们或转入其他行业，或广泛涉猎各门学问，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数学、天文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为延续传统汉文化作出了贡献。儒士在忽必烈继位后推行汉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二

　　该成果就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第一，关于“壬辰北渡”问题。在当时文人的文集或著作中，经常会出现“北渡”、“壬辰北渡”字样，但长期以来对其所指并不是很清楚。其实“壬辰”年正是蒙古对金朝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1232年）。这年二月，金军主力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禹县）战败。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蒙古军兵入金朝南京汴梁（今开封）。战争中，聚集在河南地区的一些亡金官员、难民为逃避战乱北渡黄河。蒙古军进占河南诸州县和汴梁城后，军将大肆虏掠人口，作为私属驱口，驱之北返。被俘虏者不可胜计。蒙古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几居天下之半”。这次大规模的迁徙移民，史称“壬辰北渡”。由于士人阶层自身的特点，他们承受战乱之苦的能力弱于平民百姓，伤亡更为惨重。他们多在战乱和北渡途中丧命。少数保全性命的儒士处境坎坷，他们被驱为奴，四处流徙，又失所业。“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元好问于1233年 XE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汴梁围城中，给大蒙古国中书省丞相耶律楚材 XE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玉泉、从源、湛然"写了那封著名的长信《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请求他救助受指使之辱、处奔走之役中的儒士”。这段历史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于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自己身陷为奴的悲惨经历。不过，从他们北渡后的居地绝大多数并非自己的家乡看，他们寓居异地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

　　第二，关于十路课税所的长官选任问题。大蒙古国时期的十路课税所从钱大昕开始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课税使事迹和课税所所在地域都不是很清楚。该成果对首任十路课税所正、副长官二十人以及此后任职者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证，指出课税所的人员大多数都是很早就与蒙古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并且他们大多数不是普通的儒生，而是有一定从政经验、为金朝或蒙古国各级机构任用的官员。尤其因课税所最初是中书省的下属机构，故不少课税所长官来自中书省或行中书省官员。任用士人出任大蒙古国课税所官员和佐吏，为当时流离失所、处境维艰的儒士提供了出仕机会，尽管这只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人，但它表明了大蒙古国开始有意识地选用儒生为其服务的态度。同时，对儒生的起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以儒任吏的色彩。

　　第三，关于金亡前后儒士的南渡和北徙。许多金朝官兵、民众在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被驱北上，但也有不少人在宋朝的积极争取下或自发、或随降宋金军进入宋朝境内。这些南下入宋的兵民中就有不少儒士，他们之中既有金朝高官，也有地方官；既有金朝名士，也有普通士人；既有年纪尚轻、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官宦子弟，也有初习儒学的童子。他们在南宋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熏陶，后来由于蒙古攻宋，又被蒙古军带回故国，成为将南宋理学北传的中坚力量，如窦默、王粹等人都为理学北传作出了贡献。

　　第四，关于粘合家族与开府彰德问题。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提出的问题。粘合重山在元太宗窝阔台朝出任新设立的中书省左丞相。这位被视为蒙古开国相臣之一的重要人物长期被忽略，主要是因为本传记载过于简略，它处又极少见到他的事迹。该成果通过对其它史料的勾稽，对这位蒙古开国相臣的出身和事迹有所补充发明。研究认为，粘合重山作为“金源贵族”，以担任怯薛必阇赤而受到窝阔台的重用，并出任蒙元初期的中书省左丞相。他不仅协助耶律楚材共同治理汉地，而且多次带兵作战，并参加蒙古攻宋战争。粘合重山与粘合南合父子两代开府彰德，声名显赫，对彰德的经济恢复、文化发展，均有一定贡献。由于粘合南合行台幕府的延揽，以及彰德的环境安定，文风甚盛，一批亡金名士聚集到彰德。这些人在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在蒙元初期为保存和继承发展汉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五，金元之际儒士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在蒙古统治中原的各级机构中，儒士并非以其具有的传统社会功能——辅治天下受到任用，而仅仅是被当作能管理簿书、书写文案的人才加以任用。直到忽必烈即位，饱受摧残、埋没的中原儒士终于迎来采行汉法、确立与中原传统政治制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儒士可以出任官吏的时代。中书省大量任用的汉儒宰执，在确立国家各项制度、总管国家行政、起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遍搜中原儒士在金元之际教育和文化各方面成就的史实，说明他们在这个危难时代尽管遭受种种困厄，仍多恪守天职，为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懈努力，作出贡献。

　　金元之际的儒士不可避免地先依栖于蒙古诸王、中原世侯等新贵之门，出任大蒙古国官员，后又登新朝庙堂，这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人的选择。如何评价他们的言行历代以来都引起了不少争论。元好问 XE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说：“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郝经 XE "郝经，字伯常"说的更具体，他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鈇钺，粪土野，其无孑遗矣。”蒙古统治者以异民族、异文化入主中原后，中原传统的社会结构遭受到严重破坏。面对异常严酷的现实危机，摆在中州遗士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死节，而是救生灵于水火。儒士通过蒙古诸王侍从、中原世侯幕僚、大蒙古国官员等身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继续发挥其传统的治世作用，或通过传学授徒传播汉文化，培养后进，使汉文化在战争劫火之余，仍顽强地恢复和发展。在官僚体制得到新朝的承认和采纳后，他们出任国家官员，直接参与了忽必烈 XE "忽必烈，庙号元世祖"变革蒙古旧制，参用汉法立国的社会工程。应该说，金元之际的儒士对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传承汉文化作出了贡献，对大蒙古国完成从游牧帝国向封建王朝的历史转变作出了贡献。

三

　　该成果对金元之际儒士境遇的研究，有助于对历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并且还为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学、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对蒙元初期的政治、制度、机构、世侯、蒙古诸王、教育、文化等问题均有所涉及，一些问题在学界现有成果上还有一定突破，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一定价值。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遍涉元人文集、碑拓、方志、道藏、佛典诸类典籍，对于元代文献的整理和前期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通过对金元之际儒士境遇与文化传承的细致探究，所得结论与观点对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之一——金元之际文化冲突的发生、发展、演进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为总体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问题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