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会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社会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99BZS01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罗新慧。

　　一、“社会思想”的概念界定与主要内容。研究认为社会思想应当是指某一时期社会上多数人的思想，其所涵盖的范围比现在学术界所理解的思想史要宽泛，至少可以分为这样几方面：一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精英及思想家们的高层次思想；二是精英及思想家的落后思想；三是某一时期的社会一般成员的思想；四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上的落后以致反动的思想。而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则大体包括三方面：一是理论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关于社会思想的基本理论探索、社会思想的范畴及研究的基本原则。二是依照时代发展序列，依次探讨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思潮、精神风貌和社会思想概况。三是专题研究，拟分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礼仪观念、宗教信仰、巫术、占卜、筮法、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及相互交流的情况等部分，分门别类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转型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研究是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先秦社会思想的起源。先秦社会思想的起源首先表现在神观念的出现。神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已从人神“杂糅”的观念迈进到主体意识觉醒的阶段。其次表现在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际，人类精神的变革：一方面是人的概念的形成，“人”自己超出了自然界，不再与自然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人伦关系出现，人可以把周围的人进行分类，出现了亲属关系的辈分与社会关系的名分。颛顼时候的“绝地天通”，可谓是这种转变的标志。最后先秦社会思想的起源还表现在“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上。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大致有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逐步萌生了后来构成德的诸种因素，但作为人的伦理关系与行为规范总和的“德”观念则尚未产生。并且，这样的“德”观念也是逐渐丰富与系统起来的。起初之德，是指得于天和先祖，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来则指得于制度，意即由分封与宗法制度之规范而“得”；最后出现的才是自得于心，意即心得体会。只有到了自得于心的时候，可以说才有了丰富而完备的道德观念，才有了自觉的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的要求。

　　三、关于商周思想的几个问题。第一，先秦晕观念的变迁。殷商时“人”的观念中对于晕的认识比较客观。在占卜的时候，并未完全将其视为灾祸的征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发展，在神灵系统中，日、月的地位上升，围绕日月出现的晕现象逐渐被完全作为妖异不祥之兆。这种观念发展到魏晋时代达到了高峰，氛晕围都被作为乱贼子的象征。第二，夏、商两代龙观念的差异。从相关的文献来看，夏代与龙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以龙作为保护神；但殷人对龙却并不感兴趣，这可以从殷人对“虹”的态度中窥见一斑。夏、商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与他们两系文化的差异有关，其中颛顼——夏——周为一系，帝喾——殷——秦为一系。第三，商代易卦筮法初探。可以肯定的是商代筮法和《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一章所述的方法并不相同，因为那种方法只产生六、七、八、九这样4个数字；而商代筮法的数字符号则远远超过这4个数字。这种情况可能是商代易卦和筮法尚处于比较粗疏阶段的反映。第四，周代的“服”制观念。2002年刊布的《士山盘》的内容是王令士山通过巡视，督促中侯加强对鄀、荆、方等国的管理，同时实地检查鄀、荆、方等国的耕种藉田情况，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周代“服”制观念的一些情况。第五，西周后期社会观念的变迁。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的动荡，以“共和行政”为标识，西周后期无论王权观念、宗法观念、经济观念，抑或是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发生十分突出的变化。第六，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

　　四、关于道家思想中的若干社会观念。首先是老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关于老子其人，《史记·老子列传》的相关记载是比较可靠的。《老子》一书大体经过老聃、老莱子、太史儋这样三个时期才最终写定而流传于世。今传本《老子》书中的“德”论、“道”论、“礼”论等当为老聃首创；而给“道”披上神圣外衣，提出“贵虚”并阐发“无为”之说，盖为老莱子的补充；《老子》书中的“圣人”和治国之论、权术之言，以及对于道、德、仁、义、礼等的位置与次序的排定，可能是太史儋所做的工作。老子思想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才正式形成。其次，从楚简“为上”看老子的战争观。郭店楚简《老子》丙本载“君子居则贵左，甬(用)兵则贵右。古(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甬(用)之，为上”。它深刻揭示出老子战争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不是取恬淡愉悦的心态，也不是将兵器束收或做得厚大、锐利而不文饰，而是要谨慎严恭、戒惧警备，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老子的这种战争观，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道家学派在战国后期的思想转变，即从“出世”转向一定程度的“入世”，从一般地反对战争到后发制人而争取战争胜利。再次，是庄子的“情性”观。“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复次，是庄子后学的悲剧意识。庄子后学对于庄子思想中的悲剧意识有所发展，它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人性自身和社会因素中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性社会抗争的精神。《让王》篇是庄子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篇所描述的隐士，其人生悲剧的基本表现是在贫困潦倒中结束残生，他们所坚守的经不起推敲的“原则”是其悲剧的根源之一。第五，战国时期隐士的生活状况与隐逸理念。隐士是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庄子·让王》篇对于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和道家的隐逸理论有较多的集中记载，弥足珍贵，值得重视。是篇载颜回其家拥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说明其作为其生活来源的土地数量只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户的一半，其家境贫寒，是为根本原因。战国时期的隐士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群体，从生活状况来说，应当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儒道两家的隐士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家学派的“重生”理论是其隐逸理念的基础，这在《让王》篇中有多处表述。第六儒道两家的关系。《庄子》诸篇中对于仁义学说的不同态度只是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庄子学派的表现，而并非全部。《庄子·让王》篇中对仁义的充分肯定与庄子杂篇中对仁义的抨击是大相抵牾的，这反映了儒道两家的关系，在战国中期曾经历了相知、争鸣与融汇三个阶段的不同历程。

　　五、关于儒家思想中的若干社会观念。第一，孔子的“为政”思想。上博简《仲弓》篇中，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上博简《仲弓》研究。上博简《仲弓》作为久佚的先秦儒家文献，不仅使我们对孔子的政治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于窥见《论语》成书的一些情况也具有重要价值。孔子冷静而深刻地观察和思考春秋末年的政治形势，他既怀有“事君”的理想，又努力让弟子有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所以并不阻止其弟子到与国君之权有矛盾的卿大夫之家任职，反而是进行鼓励和教诲，让弟子们明晰从政为民的道理。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精华，《仲弓》篇的思想意义于此可见一斑焉。第三，孟子“浩然之气”说的社会意义。“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而坚持正义。孟子所提出的“直养而无害”，是他所认为的培养浩然之气的基本方法。孟子在其“浩然之气”的理论阐述中，既重视内心诚意与自省，又没有忽略客观实践，其理论的积极意义应当受到充分肯定。第四，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第五，《诗·燕燕》与儒家慎独思想。楚简和帛书引用《燕燕》一诗来说明“慎独”理论，大致有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借用戴妫肩负重任的单独远行，喻指个人独处一定要认真把握自己而慎独。此即简文所谓“能差池其羽，然[后能]是(至)袁(远)，君子慎其独也”。“至远”意即“致远”，先秦秦汉时期习语，一般指牛马引重致远，或水流不息而致远。慎独与引重或流水，在意境上有相通之处，皆谓单独地奋斗不息。简帛述《燕燕》以说明“慎独”，喻意即在于此。第二层意思在于帛书之记特意提出“差池其羽”，从而联想到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关系，进而肯定应当注重者在于内在本质，再进而言慎独即在于作为内在本质的心灵感悟体验，帛书所谓“蜀(独)也者舍体也”，正是点明了此点。关于这第二层意蕴的说明，帛书作者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子，颇有令人费解之处，但若明白了其逻辑结构，后儒解释“慎独”理论的覃思精研，也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思想”相对于一般的思想而言，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博，与下层文化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先秦社会思想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先秦社会。另外，过去人们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更多是对精英及思想家的先进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普通大众的思想研究却重视不足，该成果在某些方面弥补了这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