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览会与近代中国》（项目批准号为02BZS032），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洪振强、付海晏、郑成林。

　　一、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项目研究成果从反思目前国内外中国博览会史研究现状开始，分综合和专题两大部分，研究了近代中国参加博览会和举办博览会的活动以及其中的科技文化传播和民族主义问题，并在研究近代中国与博览会之关系的基础上，从文明交流、追求发展等角度谈到了近代博览会事业对当今中国的启发。

　　关于中国博览会史的研究现状。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了目前博览会史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和一些缺陷，提出了今后深化博览会史研究的看法，认为国内外中国博览会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界七八十年代，国内的研究主要被纳入了商会史和中西互动交流史的研究框架，成果大多是个案研究，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较为缺乏，且主要局限于晚清，建议在进一步挖掘资料、借鉴国外博览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在延伸研究时限、扩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深化博览会事业中有关商会商人的功用、商人与民间的外交、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并要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展开对话。

　　关于近代中国参与世博会的研究。在梳理早期世博会发展过程和晚清中国参与世博会历程的同时，详细分析了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馆布置和参展展品，并据此认为晚清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是一幅“王朝中国”、“农业中国”与“文化中国”三合一的画卷，这一画卷与博览会上以“民族国家”和政治经济强国（即所谓列强）展现的西方世界十分不协调，并被纳入了与殖民地等同的展览序列，因而从1890年代起激起了海内外有识之士要求收回博览会事业主办权和在世博会上为维护国家形象的斗争，这些斗争表明时人已经具有了很强的近代民族荣辱感和模糊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此外，通过详细研究参加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一典型个案，认为比之晚清，民国参加世博会官方色彩和政治意图更为明显，政府的积极主动性有所增强。此次中国政府参展的目的就是要与美国敦睦邦交，凸现“中华民国”形象及“共和”政体，以及扩展商务、发达实业。此时中国向世界所呈现的已非“王朝中国”，而是以“中华民国”为外在载体的民族国家形象，但以传统文化和农业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形象并未改变。

　　关于近代中国自办博览会事业的研究。首先，从思想观念角度细致梳理分析了近代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认为时人先是以“博览会”为本位，认识到博览会具有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奖材励能等功用；约到1890年代开始以“中国的问题”为本位，认识到博览会对中国而言，可以兴商而战、挽回利权；约到20世纪初，则更多以内省性的“中国问题意识”为基点，侧重于博览会的“劝业”、“启智”等功能。其次，从实践活动角度详细研究了近代自办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先分析了其原因，认为晚清“工商新政”和社会上对兴办各种劝业会、博览会的呼声共同催生了自办博览会事业；随后细致研究了两个典型个案，一个是最大的地方博览会即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认为官商合作是其成功举办的主因，它不仅传递了资本主义新经济观念，而且推动了武汉地区新型工商业的发展；一个是首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即1910年南洋劝业会，认为南洋劝业会促进了晚清社会综合发展，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进一步走向成熟，是抵制外货、维护利权的新形式。绅商是南洋劝业会举办的核心力量，反过来，通过南阳劝业会的举办也提高了绅商的资产阶级化程度，扩充了绅商活动领域，其间，中日美三国的商人和国民以博览会为平台开展了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可以涉及到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该成果主要选取了博览会事业中科技文化传播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博览会事业中的科技文化传播问题。该成果把思想史和事件史结合起来，先是从思想史角度，细致勾勒了近代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认为其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思想逐步开放、观念逐步调适、中西文化交流逐步加深的过程，从最初的政治、外交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商业竞争为主导，继而以文明的进化为主导，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逐步凸显为时人至为关心的主题，但近代博览会实践则侧重于实现博览会奖励实业、振兴工商的近期目标，而仅仅兼及传播科技、提升文明水平的远期目标。随后从事件史的角度，全面呈现了近代博览会事业中所发生的科技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认为博览会中科技文化传播的渠道相当复杂，展陈与观摩只是第一步，属感性层次，而有组织的比较与研究是较高的理性层次，大大增强了博览会的效果。博览会作为一个巨大的广告场和商品展销地，本身就是普及科技文明的最佳场所，现场的展演、宣讲及各种媒体宣传是博览会发挥传播功能的重要渠道。大型博览会的横纵向运作能构建一张纵横交错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商品流的大网，这些网络路线也是科技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虽然博览会事业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但近代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落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封闭性、以“人治”为特征的“官本位”政治结构限制了博览会可能起到的更多传播科技知识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关于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该成果从观念和行为角度分别研究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博览会事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首先系统考察了晚清博览会认识和博览会活动中的民族主义观念，认为晚清博览会认识中有一种深深的民族主义情愫，这种民族主义情愫表现为对中国落后和利权丧失的深深忧虑，以及在这种忧虑的刺激之下萌发的寻求发展自救、富国富民的强烈愿望，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可称之为理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晚清的一大体现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型塑。晚清时人在博览会场上，感受到中国国家形象遭受到了极大羞辱，为维护“国”之形象进行了有力斗争，他们要求“谋国”、“爱国”，寻求“国权”，以维护国家形象。与西方近代国家相比，这种“国”之观念虽不具有“民族国家”的内核和外在载体，但直接受到了博览会上一个个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刺激，已经富含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

　　民国时期博览会事业的主体是数量庞大、名目繁多的国货展览会。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分析国货展览会与国货运动的关系，该成果系统离析出了国货展览会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认为国货展览会上所呈现出的民族主义比之晚清，“国”之观念更加明确，经济主权意识日趋清晰，民族危机意识更趋强烈，经济竞争意识和经济发展观念有了新的提升，这些最终都落在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之上，实现民族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其最终目的。国货展览会上这种受西方刺激而产生的欲通过自己的改良、竞争来追求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平等、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是以追求发展为核心理念的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因而日渐沦为国民党为建设“党国政治”进行舆论动员和社会动员的一种工具，这使得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又不得不依附于相应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这种依附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货展览会中民族主义的困境，即这种追求发展和富强的民族主义本身难以达到使中国发展和富强的目的，因为其难以单独解决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问题，也就难以即时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更难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但这种民族主义对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之后后发现代化国家开展经济建设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对现实的启发问题。认为博览会只是一个平台和引擎，其真正的价值和目的是加强科技文化传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提升，促进经济、科技、文化、城市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整体而和谐的发展。我们在举办博览会事业时，要正确处理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的关系，要更加理性地看待自身，看待世界。

　　二、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

　　本项目属于基础研究，其成果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不仅能拓展、深化目前中国博览会史研究，弥补中国博览会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能加深对近代中国绅商、民间外交、国货运动、科技文化传播交流、民族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科技和思想文化的认识。同时，其成果还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博览会事业日渐繁荣，不仅频繁参加国际博览会，而且也举办了众多博览会，2010年上海还要举办世界博览会，博览会成为了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成为了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该成果无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近代博览会事业的认识，为当今社会发展博览会事业和会展经济提供借鉴，有利于思考如何通过博览会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与交流，如何通过博览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如何通过博览会加大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促使本国科学技术升级换代，进行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