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研究

　　大连大学王善军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批准号为05CZS00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关树东、魏刚、于宝航。

　　在辽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世家大族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该成果根据辽朝境内的主要民族构成情况，一方面研究辽朝契丹、奚、渤海、汉人等民族的主要世家大族有哪些，它们的发展道路都有些什么特点，它们与其本民族在辽朝的地位有何关系等等问题。另一方面，又侧重研究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各民族世家大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如何发展，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等问题。

　　一、以皇族和后族为代表的契丹世家大族。契丹世家大族与部落联盟时期的家族分化密切相关。皇族、后族及遥辇氏家族等均为传统贵族，它们是辽朝世家大族的核心。建国后仍然世代担任部落酋长和由基层崛起的世家大族，虽是契丹世家大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位一般无法与前者相比。

　　二、以奚王族为代表的奚人世家大族。奚王家族及原五部的酋长家族，均保存了传统的仕宦特权，成为辽王朝的世家大族。在部落联盟时期担任联盟高级公职的显贵家族，入辽以后也多发展为世家大族。在由被俘奚户所创置的部落中，亦有一些因取得突出军功而上升为世家大族的家族。

　　三、以渤海王族和右姓为代表的渤海世家大族。原渤海国的王族由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契丹统治者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对之加以拉拢、利用，使之成为新王朝的世家大族，以利于对这个庞大的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渤海右姓入辽后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是辽代渤海世家大族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渤海人受到契丹统治者的猜忌和防范较重，普通家族上升为世家大族的情况不多。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契丹统治者的迁徙渤海豪右政策，是对渤海传统世家大族防范和制约的表现。

　　四、以韩、刘、马、赵为代表的汉人世家大族。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家族势力得到了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阶级关系虽有一定程度的变动，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基本得以维持。元人所说的“燕四大族”，是指韩知古家族、刘景家族、马人望家族、赵思温家族，它们多跨辽金两代而兴盛不衰。辽朝前期，主要是中原地区的降附官僚家族依靠武功或文治获得契丹统治者的信任，家族势力得以维持或迅速发展，形成世家大族。同时，亦有部分幽云地区的原地方大族，随着它们的易主和与契丹统治者的合作，而成为新王朝统治下的世家大族。辽朝中期以后，大批依靠文化优势或经济势力而逐渐跻身于中上层统治者行列的家族，也陆续发展成为新兴世家大族。

　　五、世家大族的经济势力及其代表的经济关系。通过侵占氏族公产、战争掠夺、获得赏赐、领取俸禄、非法收入、经营家产等途径，世家大族具有很强的经济势力。与辽代统治区域内的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经济制度相适应，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表现形式也各有特点。契丹、奚人世家大族对财富的占有主要表现在奴隶、牲畜、牧地及其他钱物等方面，而汉人、渤海世家大族对财富的占有则主要表现在田园、宅舍、粮食及其他钱物等方面。然而，不同之中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通过各种经济来源渠道，辽代各族世家大族均逐渐发展起来较强的经济势力，并且这种经济势力同其政治地位基本上是成正比例的。世家大族所代表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它所采取的剥削方式上。而在这一点上，各民族的世家大族又不能不受到传统经济类型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因而，辽代世家大族所代表的经济关系，也明显表现出了其民族和地区的差别。

　　六、世家大族的仕宦与政治地位。依靠世选、荫补、科举、军功补迁等制度，世家大族世代仕宦。世选制度是契丹和奚人入仕和维护世家大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在契丹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世选特权的世家大族是核心力量。荫补、科举则对汉人和渤海世家大族具有重要意义。荫补是汉人和渤海世家大族子弟入仕的主要渠道，科举则为中小地主家族的上升提供了重要手段，对辽朝中期以后新兴世家大族的形成起了较大作用。同时，以非科举手段形成的世家大族，也逐渐将科举看作巩固家族地位的手段。作为以武立国的王朝政权，军职对世家大族具有重要意义。世家大族获得或升迁军职，主要取决于私兵势力和军功大小。从总体上说，辽代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是较为稳定的。但至道宗时期，上层政治框架已有一定程度的松动。这种松动，可从耶律乙辛集团的擅权反映出来。

　　七、世家大族的教育与文化成就。作为辽朝统治阶级中的核心阶层，世家大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对家族成员的教育，主要表现为注重图书收藏、对家族子弟进行知识教育和注重家风建设等方面。世家大族还进行了大量文化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文化成就。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其主要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引导、适应选官制度的需要以及有利于世家大族保守门阀和社会影响的扩大。尽管这些成就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并非十分突出，但却体现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诸多特点，这是由当时特定条件下的社会需要促成的，值得后人珍视。

　　八、世家大族的社会生活。辽代世家大族的物质生活，既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又有各民族相互影响的成份，但更主要的却是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特色。物质生活与经济势力具有密切的联系。既然其经济势力为其他社会阶层所无法比拟，因而，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其物质生活均更多地表现出奢侈性的特点。精神生活则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尽管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但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精神情操特点，突出了其社会地位。

　　九、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维护与衰落。辽代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王朝来说，更为稳定一些。世家大族为自身利益所使用的各种手段，主要有建功立业、争取宠遇、婚姻联盟、经营家产以及教育子弟等，在维护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有辽一代的社会流动并不十分明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说，辽代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是较为稳定的，但具体到各民族世家大族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具体到单个家族本身的情况，则衰败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随时可见的。其衰败的表现，往往是由贵而贱，或由富而贫，或既表现为由贵而贱，又表现为由富而贫。其衰败的方式，大多通过两种方式完成：或骤然垮塌，或后继乏人。

　　十、世家大族的历史地位。由于辽朝专制政治体制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政治上世代仕宦的特权和便利条件，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又促成了世家大族经济上的雄厚优势，再加上世家大族军事和文化方面所形成的特色，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社会流动相当微弱。所以，家族势力兴起后能够长期维持不败，是辽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世家大族的衰败，除受政治事件打击者外，亦有一些因家族本身缺乏发展实力而衰败者。辽朝的社会制度，并不能确保世家大族的地位不受任何冲击。这一点，辽朝同纯粹的世袭社会是有所区别的。辽代世家大族不但在有辽一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辽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为辽代世家大族在朝代更替后家族势力的延续和发展，而且表现为在金元王朝的社会制度中显示出痕迹，在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留下了烙印。

　　概括而言，该成果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辽朝作为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多民族融合过程中，表现出了诸多自身特点，并由此决定了辽朝政治格局不但表现为各民族世家大族的联合统治，而且也表现出各民族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区别和特色。辽朝家族势力的兴盛和社会制度的综合作用，使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社会流动相当微弱。但社会变迁和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使世家大族的地位难以不受任何冲击。这一点，辽朝同纯粹的世袭社会又有所区别。该研究成果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主要是充实了辽代家族史研究的内容，填补了其中的某些空白；通过对辽代各民族世家大族的深入分析，使辽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对深入认识辽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