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经学史

　　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孝经学史》（项目批准号为03BZS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孝悌仁之本”、“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自古有“尊老”“敬长”传统，《孝经》就是集中反映这一传统，并且教导人们如何恰当而有效地履行“孝道”的经典。由于孝悌之道的普及，《孝经》的传播和研究也构成了中国儒学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方面。该成果全面回顾了《孝经》传播史和研究史，认真总结了历代学人的《孝经》学成果，清理了许多学术积案，同时也揭示了《孝经》对促进中华文化个性特征的形成，具有的重大历史作用。同时，考察了历代因推广《孝经》而实现移风易俗的历史经验，为构建当代和谐社会提供了范本。

　　该成果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孝经》学史，全书分15章，对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2500年间《孝经》流传和研究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二章认为“先秦是《孝经》的孕育、形成和初传时期”。孔子继承和发展了“二帝三王”虞夏商周以来的“养老”制度、“重乎丧祭”的礼乐文明和“尚德贵齿”的风俗习尚，以及伦理与政治结合的“孝治”传统，形成了“敬”“养”一体、“孝亲”与“政治”结合的“孝道观”，并初步形成了《孝经》的文本，开启了《孝经》2500年的传播史。孔门弟子，闵子骞、曾参孝悌笃实，有若、曾参、子思也孝论卓著，特别是曾子，在《孝经》笔录成书并初步传授方面，贡献独多。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礼坏乐崩，但《孝经》仍得到传授，乐正子春、魏文侯、孟子、荀子都有孝论留下，发展了孔子“孝道”学说，乐正子春和魏文侯还撰有《孝经传》和《儒家者言》等首批《孝经》学文献。

　　第三章认为，两汉时期，《孝经》被当成经典传授，并初步形成《孝经》学研究规模。秦的暴政和焚书，再次将国人推向愚昧和野蛮的边缘。西汉统治者汲取秦朝“仁义不施”、“五伦不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教训，适时提倡儒家孝道。该成果考察汉人恢复“孝道”和传播《孝经》历史：高祖尊养“太上皇”，开启汉代“孝治天下”先例。惠帝、高后开始举孝悌力田，文帝惠赐天下孤老，养老与敬亲传统重回神州大地。惠帝“除挟书律”，秦人颜芝所藏《孝经》由其子贞献出，是为今文《孝经》；汉武帝时，鲁恭王又从孔子壁中发现《古文孝经》一部，于是《孝经》文本齐备。文帝设《孝经》等传记博士，武帝罢传记博士置“五经博士”，兼授《孝经》、《论语》；汉昭帝令贤良文学共治《孝经》，宣帝在郡县置学校，在乡聚设庠序，置“《孝经》师”。迄至东汉，《孝经》传授有隆无替，光武帝令虎贲习《孝经》，章帝令期门羽林之士读《孝经》，孝道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孝经》教学和研究蔚然成风。西汉出现了长孙氏、博士江公、后苍、翼奉以及安昌侯张禹等《孝经》专家以及由他们名氏命名的研究成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用阴阳五行观解释“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命题，使《孝经》原理得到哲学阐释。在汉代，刘向校书时对《孝经》进行整理，他参校今文古文二本，除其繁惑，以今文十八章为主，形成了《孝经》定本。同时，孔安国、桓谭、卫恒、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皆传《古文孝经》，于是形成今文、古文两大传播系统。

　　第四章探讨了六朝时期《孝经》研究和学术分裂之局。这一时期，虽然儒学不振，经学凋蔽，但是“《礼》学”、“《孝经》学”却相对繁荣。政府除了在政策上提倡孝道外，皇帝和皇太子还身体力行地宣讲和研究《孝经》，南北史中，关于皇帝、皇太子听讲、讲授、注疏《孝经》的记载，纷见迭出，形成旷古未有“皇家《孝经》热”。“纵诞”与“节行”并存，“玄言”与“义理”同在，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风尚。晋人专门为《孝经》传播在国学中设立博士，使《孝经》传授更加制度化；《孝经》文献数量庞大达100余种，远远超过两汉和隋唐五代。《孝经》向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出现一批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和译本；南朝王俭撰《七志》，将《孝经》超《诗》越《易》列于“经部”之首，体现了对《孝经》的重视；在“三教”争辩中，“孝道”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僧、道二教人士不仅翻译（或自撰）反映“忠孝”思想的经典，而且亲自注解《孝经》。由于南北政治形势的分裂，《孝经》研究也出现南北异治现象，北朝行《孝经郑注》，南朝又出现《古文孝经孔传》，形成《郑注》和《孔传》并行局面。六朝《孝经》学文献体裁增多，出现了《集注》、《义疏》、《讲义》和专题性著作，甚至还出现了《孝经》的仿作（如《武孝经》、《二九神经》）。

　　第五、六章主要研究隋唐五代时期《孝经》学，揭示了《孝经》研究由六朝的纷争逐渐走向一统的过程。重点研究和展示了唐玄宗在“《孝经》学”上的两大业绩：一是开元六年下令群臣讨论《郑注》、《孔传》优劣，二是玄宗于开元十年和天宝二年两次亲撰《御注》，对《孝经》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决定作用。该成果还重点讨论了大历出土《古文孝经》问题。认为，大历初年李士训在灞上发现的“石函绢素《古文孝经》”是真正的汉物，历经李白、李阳冰、李服之、韩愈、归登、张籍、贺拔恕等人传授，到五代又有郭忠恕、句中正、李建中等人传习，到北宋又得到司马光、夏悚、范祖禹的继续采用，在今文之外别树一帜。成果还考察了隋唐《孝经》仿作情况，重点研究了《忠经》（托马融）和《女孝经》（郑氏），根据《忠经》避讳和陈子昂文集，论定《忠经》撰于唐高宗时期。

　　第七、八、九章是关于宋辽金元时期《孝经》学研究。宋代是《孝经》学史上一个十分特别的时代，孝道在此时不仅得到继续提倡，而且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成为从皇帝到庶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史称“仁宗之仁，孝宗之孝”名副其实，这与第一个提出“孝治天下”的汉朝相比也不逊色。成果指出，随着汉学向宋学过渡，《孝经》解读也随之而有理学化倾向。宋学以“理”（或“心”）至上，《六经》皆我注脚，《六经》亦供我驱使，凡合“理”者才是真理，稍有不合则是庸言，虽圣经贤传亦删之不惜。两宋出现“疑古惑经”现象，怀疑《孝经》不是孔子或曾子所作，指为“秦汉间陋儒”抄成，以为不足信据。朱熹删削《孝经》，轻开擅疑古书先例，影响所及，达于元明，流风所扇，及于近世。宋人还力图寻找汉唐《孝经》学之外更可靠的古本，对秘府所藏蝌蚪书《古文孝经》是尊是信，司马光、范祖禹提倡《古文孝经》，又出现古文复兴气象。成果还考察了邢昺《孝经注疏》，发现《邢疏》基本上是《元疏》的继承，而其新添部分却多有错误。以陆九渊弟子杨简、再传弟子钱时等构成的“心学”派中人，出于对朱子疑经改经的反动，坚持《古文》原貌，重返汉人旧典。但他们不知道宋代《古文》实与孔壁《古文》有别（实出大历本），强与孔壁《古文》比勘，“厘正其篇次”，改宋从汉，结果反而破坏了宋本《古文》面貌，将司马光“言之不通也”注文也引入经中了。

　　第十、十一、十二章是关于明清《孝经》学史的研究。指出此期《孝经》学特色乃由“理学”而“心学”、自“义理”而“考据”的转变。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朱子“理学”一统天下之格局，官方仍然推行朱学以便教化。但同时又出现了《孝经》学“心学化”和“考据化”的趋势。在《孝经》阐释上，注重人类自性良知良能的启发，将孝道的天然本能开发得活泼真切，使人油然而生“爱亲敬亲”之性，重新找回了被理学埋没了的“父子之道天性”原理。

　　在《孝经》文献校勘上，出于对朱、吴《刊误》、《定本》的厌恶，明清学人比较重视《孝经》文本原始面貌的恢复，特别是重视对《孝经》学文献的辨识。又由于反对宋学“以理秽经”，清代学人便直接汉儒，对已经失传的汉儒《孝经》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辑佚和恢复工作。清代《孝经》学研究出现了三大趋势，一是考据趋势，二是史学趋势，三是辨伪趋势。特别是对乾隆、嘉庆时期从日本传来《古文孝经孔伪》、今文《孝经郑注》进行辨伪活动，更是影响深远。

　　成果认为，明清统治者为维护君主绝对专制，一味提倡忠君报主，强调忠君大于孝亲，将人性的、理智的孝道，推向了“愚忠愚孝”的极端。成果还揭示女子学习并教授《孝经》、《论语》的现象。

　　第十三章讨论20世纪“孝道”和《孝经》问题。历史进入20世纪，《孝经》以及中华孝道也受到不合理的批判，《孝经》研究几乎走向死胡同，《孝经》被污蔑为“不值一读”的肤浅之物。直到80年代后，客观公允地研究《孝经》的文章才陆续产生发表。

　　该成果是《孝经》在中国的传播史，也是中华孝道的流行史，兼具一定学术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