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项目批准号为07CZS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尤学工、张雷、宋烨。

　　一、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梁启超新史学产生的本土因素。梁启超新史学的孕育与产生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该部分系统分析了其基本内容和建构模式以及与社会转型的历史关联。踏着时代步伐，跟随文化发展前进的人，才能得到时代的承认，文化的承认。当西方近代文化成为新生的、先进的文化，指示世界发展潮流时，梁启超顺应之，但他又不是完全西化的人物，孕育他的母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当西方文化在梁启超身上大放异彩，他转而去研究中国史学时，使中国史坛一扫过去迂腐习气、陈旧观点，别开生面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所以说，梁启超的史学论著跨越了传统学术，开创了新的学术天地。其新史学思想的孕育与产生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

　　1．映照在新史学中的“东学”背景。梁启超在构建新史学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思想、学术、文化，这些“东学”因素如何与梁启超已有的传统文化根柢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学界分歧很多。为解决这个问题，这项成果结合当今史学的发展对一些传统看法进行再审视，在对近代输入的西学资料与梁启超有关著述之间作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梁启超融合中西学的理念与方法从学理上作重点分析与探讨，揭示出梁启超融合中西学的理念与途径，从梁启超的纵深思索中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通过梳理分析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否定与反省，对西方历史理论的批判与吸纳，对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关注等，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有着融合中西学的自觉意识，积极吸收西方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许多先进思想与方法，而且把它融入其“知层”，变成其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每引进外来思想时，都不是只搬弄外来新概念、新名词，不是简单地稗贩外来思想，而是通过自己的吸收、理解，与对中国现实的历史思考结合起来，反映了中国人的学术民族特点。梁启超接纳和改造西方新学理是从这样几个层面来考虑的，中国需求---主体融会---吸取精华---具体运用。他所有的引进和输入都是基于中国视角而且伴随着浓重的中国情结进行的，他的思考始终围绕着中国，始终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

　　2．欧游后新史学的发展态势。梁启超欧游后对新史学的反省意识与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也是最难实践的。他的反省精神与创新意识势必会导致他史学思想的多变，他是在多变中创新，在多变中求发展，从而也使他的新史学表现了自省性与发展性的鲜明特色，但不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反省精神。事实证明，史学理论、方法或研究结论，应在史学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更新，才能始终保持生气和活力。梁启超晚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是求真求实、独立自由的理性精神与学术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当然，梁启超晚年新史学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上。

　　3．对旧史学的批判反思和对新史学范式的探讨。众所周知，在《新史学》中，他把传统史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全面的解剖，也是一次解构传统史学的过程。欧游后，梁启超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继优发展。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与吸收使他的新史学思想更为完善，是他重构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梁启超通过对旧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将旧史学中的合理因素熔铸进他所锻造的新史学范式中，在旧史学传统向新史学范式的过渡中，他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种结构转换的创新探索，并以此来规划新史学的路向。在此过程中，他对史学优良传统进行阐释，对传统历史编纂问题进行总结，对传统史家疑古辨伪思想进行检讨，发掘传统史学理论的永久价值，其目的在于把握中国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重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范式。

　　4．梁启超多学科治史视野的前瞻性。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提出了类似今日的“跨学科研究”主张。晚年则对跨学科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即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梁启超治史视野之开阔令今人汗颜。梁启超新史学方法论的核心之处是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这项成果从梁启超的研究实践中总结出多学科治史视野的前瞻性及其所蕴涵的丰厚的方法论资源，从当代新史学语境出发，进行大量的具体研究，考察梁启超当年提倡的新史学与今天的新史学存在的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并指出其中给予当代学者的“范式”意义上的启示。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多学科研究，而且身体力行。梁氏运用最多的是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此作为开拓史学新局面的理论利器。以社会学的理论与视界治史是梁启超史学方法的一大特点，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直接催生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内容和方法。从心理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进程是梁启超跨学科方法的一大贡献。作为历史统计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梁启超于1922年就作了《历史统计学》的讲演，倡导将统计方法纳入历史研究。对地理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亦是梁启超治史的一大特色。

　　5．梁启超新史学方法论的再审视。梁启超喜谈方法，重视治史方法的探究，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补编这两本书中，在他的很多学术史著作中，都隐蕴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许多行之有效的学术方法，就存在于他成就斐然的学术经典或名著之中，“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文章”是梁启超治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梁启超新史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梁启超重视对时代思潮的研究、把握，是他探讨学术文化史的重要视角。他还大力倡导当代人应作当代史，这使得他的学术文化著作激荡着时代的精神，充溢着启蒙的思想。梁启超一生对中西学术文化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始终从文明的视点出发，从域外反观国内来进行比较研究。

　　6．全球视野下的梁启超新史学。转换视角来观照梁启超史学，将之置于世界史学发展进程中，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他与欧美史家新史学思想进行比照，再结合当前国内外史学发展现状指出，梁启超史学透露出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其融会古今中外理论的自觉意识及实践探索的成败得失，对当下史学研究深有启发。

　　二、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这项成果在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把握梁启超史学的基础上，本着省思其学术方法、昭示当今史学的研究旨趣，分析梁启超革新史学的进路、视野、方法论及其具体实践，为推进当代史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对梁启超新史学体系的系统探讨，把梁启超新史学的前后期融为一体，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作了纵横两方面的系统性考察。最为重要的是，成果深入地探讨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与反思，从而揭示出许多以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注意不够的地方，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构建一个系统的体系。由于梁氏的早逝，他的很多学术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但他的很多思想蕴含于其丰富的史学实践中，需要我们的积极的、细致的挖掘与系统的总结。其次，这项成果注意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采取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循着梁启超新史学发展变化的轨迹，认真、全面地梳理史料，摆脱一些表面和偶然因素，从最能体现梁启超史学本质的因素入手进行研究，以抽象概括的理论形式客观地评价梁启超新史学，不是只注意梁启超的片言只语，研究中详细地占有材料，将本质和非本质的东西分清楚，然后下结论。在具体论述时，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分析，做到整体研究和重点分析相结合。成果还恰当地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梁氏与同时期的国内与国外史学流派与史家比观对照，找出他们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更深刻地理解与领会了梁启超新史学的价值。成果从应用价值来说，通过清理梁启超新史学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为当今史学发展提供借鉴。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的宏观把握，反映在许多领域，在史学方法上也多所创新。近代许多学者都是因受到梁启超著作的启迪而成长起来的，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著中找到端倪。当今学界，梁氏的许多论断也一再被称引，引发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深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省思其学术方法，对于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推进当前的史学工作更具有直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