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天主教史研究

　　浙江大学戚印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17世纪远东天主教史研究》（批准号为04BZJ009），最终成果为专著《远东天主教史研究初编》。

　　该成果涉猎了许多以前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边缘问题”，如圣多马传说的文本分析、沙勿略与中国的关系、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耶稣会内部的通信制度以及远东地区的主教任命问题等，试图从远东、甚至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解读历史人物与事件。

　　该成果采用上述研究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基本认识：

　　其一，16—17世纪的宗教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并非一国一地的个别现象。从不同修会的天主教传教士便跟随帝国的商船与军舰，前往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开始，文化冲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并相互关联的共同问题。

　　与此相比，发生在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宗教与文化冲突，具有更为鲜明的区域特色，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形态（封建统治）、文化传统（佛教与儒学）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不仅迫使传教士们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与挑战，而且亦必然促使他们相互参照、借鉴或者直接利用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加之耶稣会本身的组织形态与内部机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经验很容易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模式，进而发展为相同或相似的传教策略，并最终积淀为彼此共有的文化传统。例如，沙勿略（Xavier, Santa Francisco），虽然这位“东方传教圣徒”从未进入中国内地，但他可以从印度、马六甲、日本等地的传教实践中获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利用汉字的特殊地位，在境外编撰出第一部中文教理说明书；而他因地制宜的策略调整和探索精神，不仅为此后范礼安（Valignano, Alessandro）的“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利玛窦（Matthoeus Ricci）等人“合儒、补儒”的传教方针中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区域文化自身的有机结构也必然导致冲突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由于传统观念和表述习惯而爆发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不仅在文化属性与表现形式上与此前日本的“大日如来误译事件”和稍后印度的“马拉巴礼仪之争”如出一辙，而且事件本身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互作用。事实上，不仅备受争议的“天主”译名首先使用于日本的教会学校，而且率先发难、积极挑起论战，也是那些因长年传教日本而对儒家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日本耶稣会士。

　　其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化与宗教，也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正如有人将葡萄牙国王的海外政策概括成“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那样，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包括世俗利益和精神征服的双重内容。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广泛使用的“征服”（conquista）一词，本身就具有殖民统治、宗教传播以及发展海外贸易等众多含意。

　　由于上述特定的时代属性，不仅前往亚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帝国军队与商人们一直与传教士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那些传播“福音”的修道士亦通常兼有多种使命，或因此拥有不同的身份。对于这一点，传教士本人是十分清楚。正如1584年6月25日首任中国耶稣会地区长上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神父在写给国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向陛下递交这份报告（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是出于两个动机：第一，作为基督徒与修道士，我负有侍奉于神，拯救灵魂的重大责任；第二，作为陛下的臣子与耶稣会的一员，我有服务陛下的义务。”

　　基于相同的义务，沙勿略在抵达日本后写出的第一批信件中，指明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并同时提供了可获得丰厚利润回报的货物清单。而年轻的弗洛伊斯（Frois, Luis）修士亦在听说中国与倭寇发生激烈战斗的消息后，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蕴藏于战争背后的巨大商机，“因为中国人不能载着他们的商品前往日本，这对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极为有利的。”

　　当然，耶稣会士关注并积极投身于“不务正业”的商业活动，还缘于其自身的多种需求。首先，由于封建王权的强大压力，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传教士只能将海外贸易的世俗利益作为策略性的工具，用以交换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其次，由于经费需求与固定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不得不使用我主基督赐给五块面包和二条鱼的相同方法”，以商品交易的利益来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正因为如此，耶稣会士可以先斩后奏，与澳门商人们签订有关生丝贸易的协定，斤斤计较于朝三暮四的生丝配额，并在澳门等地派驻专营此类事务的管区代表，在修院中设立臭名远扬的“交易所”，每年赚取数万两白银的纯利。

　　其三，区域性的文化冲突及其矛盾演变并非孤立而封闭的自主体系，而是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之共同构成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

　　在诸多外部因素中，罗马教廷与各国王室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在1493年5月3日划定的势力范围，葡、西两国分别在这一“教皇子午线”（Demarcacion）的两端拥有被称为“保教权”的特殊权益。他们不仅有权推荐主教人选，而且所有的传教士亦必须以国王的名义，于里斯本或马德里出发，前往远东或世界各地传教。然而，脆弱的政治同盟很快因利益之争而破裂。许多人认为，1622年成立的传信部意味着教宗试图夺回传教事业的控制权，从而引发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

　　必须留意的是，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在远东地区延伸并发展成为“传教权”的特殊形式。与葡萄牙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耶稣会一直谋求独占日本和中国的传教特权，而受控于西班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奥古斯丁会士，则千方百计地渗透挤占前者的传统领地。当葡、西两国在1580年合并之后，双方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趋向高潮，并最终导致日本幕府采取禁教与锁国的极端措施。

　　如果进一步拓展视野，可以很容易发现对传教事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许多世俗事件。例如1575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这个远东港口不仅标志着葡萄牙海外帝国最终确立、世界贸易体系的大致形成，而且意味着远东耶稣会士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他们能够通过定期航船制度，于商业活动中获得经费来源。因此，当澳日贸易断绝之后，不仅澳门从繁荣走向衰败，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事业亦无可挽回地趋于没落。

　　关于对传教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同因素，还可以举出许多，如1588年，“无敌舰队”（Inuincible Armada）远征英国时的全军覆灭，16世纪末新教徒国家荷兰与英国的强势进入等等。错综复杂的事物关联及其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万花筒一般的各种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就如同一个复杂的能量场，相互作用，且难分彼此。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全球化、一体化，其历史进程的真正起点就在于此。说得再形象一些，正是从那时开始，亚玛逊森林中蝴蝶翅膀的颤动已经可以在太平洋彼岸引起震荡和回响。

　　因此，相对封闭而单一的传统研究模式不足以获得对于历史的完整认识与理解。考察中国教会史或中国传教史，决不能自囿于国境线以内的有限范畴，而应当置于远东、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相互印证；惟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准确地把握中国教会史和传教史的自身特点与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