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制度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杨光斌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AZZ001），最终成果为专著《国家与制度变迁》。课题组成员有：李月军、高卫民、郑伟铭、王静、刘倩。

　　一、基本思路

　　这项成果分为两个部分：理论研究和比较制度变迁研究。在理论研究部分，首先，对1980年以来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知识渊源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和追问，分析其贡献和问题，指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国家理论。其次，以历史制度主义为主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直接来自诺思的理论，因此接下来就是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要素的介绍和分析。第三，从人类制度变迁的长河来看，尤其是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总是观念和制度在决定着常规时期的制度变迁，提出了“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算是对林林总总的现代化理论增加一个新的脚注。

　　理论的价值在于其解释力。在比较制度变迁研究部分，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于重大现实和历史问题，并在经验研究中发现理论。20世纪最后20年是多事之秋，很多国家纷纷转型，中国最为关注的别国的制度变迁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以及和中国进行着步调一致改革的印度。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是验证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其中的国家理论的经典案例，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观察又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制度变迁中国家的重要性和观念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只有在悠长的历史背景和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比较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才更有价值。基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制度变迁经验，这项成果提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制度变迁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最后，总结了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国家形态问题，讨论国家转型与国家形态的关系，发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理论谱系中具有“元理论”的地位。

　　二、 具体内容与重要观点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在第一部分，首先研究的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理论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但是第一次以“制度变迁理论”出现的还是诺思，因此首先讨论的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三个支柱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诺思也就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角度探讨制度变迁的。这项成果认为，诺思的贡献体现在：第一，在方法论上，以社会科学脉络（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量融为一体）而非单一的学科或者学科的具体方法而观察人类的制度变迁，为社会科学的一体化趋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二，把政治当作解释变量而不仅仅是被解释的对象，毕竟，在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构成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处于系统的核心地位。政治无疑受到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政治的作用举足轻重。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问题在于，第一，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把以英国经验的变迁方式即连续性的渐进变迁当作一种一般性的变迁方式，其解释力受到限制；第二，在探讨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把观念当作正式制度的一种衍生物，这样既混淆了观念与文化的区别，也不符合很多国家的制度变迁，比如最初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既定制度下的产物。

　　2.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素。新制度主义中的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直接来源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比如“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关键词。在这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外学术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关于制度与行为的关系、观念与制度的关系、制度变迁理论的关键词比如制度否决点、制度关联、断续平衡、历史无效性、重视时间序列等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的价值和局限，以及关于历史制度主义本身的贡献与问题的讨论。理论本身的问题是理论抽象不足，概念不确定性。但是，历史制度主义所以在中国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它的一些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定的重叠性，比如时间序列中的量变质变分析。范式的比较要有一定的基础或共性，而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的变量可资比较。

　　3.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提出了用于分析历史演进的制度理论。历史演进可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在常规时期，宏观的制度结构决定着由组织、组织间关系和非正式制度等所构成的中观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制度绩效；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观念则影响着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构成，不同的观念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制度分析理论的总的特点是以制度为出发点的综合性。其他特点包括，第一，比较方法，即通过制度与制度、制度中的相应属性之间的对比和异同，可以解释一个制度的某种属性以及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第二，制度范式所关注的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事件本身及其过程，而是这些事件与过程的内在制度性原因，但同时又不会忽视环境对于制度的影响。第三，对历史上的制度变迁最为关注，对大变化、大转轨最有兴趣，解释为什么一个制度会转向另一个制度、是什么问题导致制度的衰败。第四，强调个人行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制度的变化导致偏好的变化。对制度变迁中个人偏好和利益计算的重视，意味着制度范式又具有微观属性。第五，重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本身的惯性和相互依赖性，即路径依赖和制度的继承性；但是，制度分析不排斥制度变迁的偶然性。

　　4.中国—印度改革比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经验的解释力，而经验又是丰富和发展理论的源泉，最近30年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变迁和政治发展为发展和丰富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印度的改革和苏联—俄罗斯转型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最具价值。中国和印度的改革进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包涵着近似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在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观念很重要。两国的基本情况是，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新的观念的引导下，两国发生了进程近似的经济改革，中观性的制度安排发生了巨大变革，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

　　5.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济研究。第一次从国家理论的视角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30年内苏联—俄罗斯经历了三种国家形态，分别是80年代的失败型国家、90年代的依附型国家和新世纪以来的自主性国家。苏联—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告诉我们，在民族国家成长中，国家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而自主性国家又是一个国家成长过程中成败的关键。因此，苏联—俄罗斯转型是制度变迁理论关于国家作用的又一个新的经典案例。

　　6.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这一部分是视野放在现代化以来主要国家制度变迁路径的考察上，发现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演绎出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具体而言，英国—美国社会力量主导的制度变迁衍生出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法国—德国—日本由官僚体系主导的现代化衍生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俄国—中国的由政党主导的现代化应该衍生出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发现意味着，来自特定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很大的地方性，具有地方禀赋的理论要成为一种普世性价值，必然遇到地方性障碍，而有些障碍甚至是不可逾越的。

　　7.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国家形态问题。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或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发现，国家形态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成败有着直接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自主性是现代国家建设成功的前提。有意思的是，名目繁多的国家形态最终都没有超越马克思提出的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其中每一种国家形态衍生出相应的国家形态。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具有“元理论”性质。　　三、主要建树与价值

　　这项成果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第一，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的提出，并建构了自己的制度分析框架。 第二，在比较制度变迁路径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第三，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形态与制度转型、现代国家建设成败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地位。此外，这项成果在经验比较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国家和国家形态在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地位和样式，发现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