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孔夫子

　　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批准号为01BZX002），最终成果为专著《毛泽东与孔夫子》。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封建社会的圣人。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博古通今，学识丰富，思想精深，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可称为中国现代“圣人”。孔夫子、毛泽东，一古一今，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国内外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端的观点有两种：少数学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与此相反，有少数研究者则认为，毛泽东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中断，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该书是针对国内外的不同观点而发的，旨在澄清毛泽东与孔夫子之间的复杂关系。该书更深层的旨意是，希冀通过毛泽东的个案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为当代乃至今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根据上述宗旨，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纵论篇”，从宏观上论述毛泽东对孔子态度的历史变迁；第二部分 “时代篇”、“政治篇”、“哲学篇”、“道德篇”、“教育篇”和“批孔篇”，分问题评述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评析和吸取；第三部分 “结合篇”和“经验篇”，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正文后的附录，收录了《毛泽东论孔子言论辑录》和与本书有关的《“和的哲学”辨析》等三篇论文。

一

　　“纵论篇”按照历史过程，分“青年时期”、“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毛泽东对孔子的基本态度与评价。研究认为，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是推崇孔子的。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哲学、道德诸方面的错误，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称孔夫子有学问，是中国古代的圣人、教育家、音乐家。在这两个时期，毛泽东善于批判地改造和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积极因素，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批孔，全盘否定孔子，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子的态度。

　　孔子是时代的产物，对孔子不同的评价涉及到对孔子所处时代的不同认识。该书“时代篇”，论述了毛泽东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及孔子所代表阶级看法的前后变化。毛泽东最初认同当时流行的“西周封建论”的见解，但后来有变化，最后认同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阶级。书中提出“西周封建论”有三个难解之题，认为从铁工具广泛使用引起生产力变革、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剧变、周在灭殷之前处于比殷更落后的奴隶社会等三方面看，郭沫若、毛泽东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二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在评价孔子时首先是从政治上着眼。该书在“政治篇”中论述了毛泽东对孔子政治思想的评论，阐述了毛泽东对尊孔读经逆流的批判。书中强调毛泽东的“他们（国民党）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的政治结论仍有现实指导意义。书中对学术界否认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提出独到的质疑。书中还对“孔子是革命党”的说法进行了辨证，对大同思想给毛泽东的双重影响作了全面分析。

　　毛泽东对孔子的哲学思想有精辟的论述。“哲学篇”首先说明了1939年毛泽东论孔子哲学书信的背景，完整、准确地介绍了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论析，充分阐述了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中合理成分的独到发挥和吸取。书中着重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庸的精辟评论，论述“‘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同时也纠正了学术界对毛泽东有关中庸思想理解上的偏颇和误读，批评了时下流行的“和的哲学”。

　　如果说毛泽东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着重于发掘其中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那么他对孔子的道德思想则更多地是着重于批判。“道德篇”首先论述了孔子思想中礼学与仁学之间的矛盾，提出礼学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无多少新意，仁学则不同。它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的思想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孔子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孔子思想以仁为基础。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新的内容是仁学，而不是礼学。本篇进而论述了毛泽东对“仁”的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和对“孝”的改造继承。书中在评论毛泽东对“智、仁、勇”的论述时作了富有创意的哲学分析和发挥，对“诚”的范畴作了新解，认为“诚”的本义是“真实无妄”，“诚则明”、“不诚无物”从实践论讲是对的。本篇最后对孔子德治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双重影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析。

　　毛泽东称“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本书“教育篇”全面论述了毛泽东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毛泽东肯定孔子的“有教无类”具有人民性，将孔子的“智、仁、勇”改造为“德、智、体”。毛泽东尤其肯定孔子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提出“孔夫子的（教育）传统不要丢”。书中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孔子轻视生产劳动的批评。本篇最后指出，孔子“重人文，轻物理”思想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消极影响。

　　1973-1974年，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历史规模最大的批孔运动。本书“批孔篇”叙述了毛泽东批孔运动的全过程，力图破解“批孔”之谜。书中指出，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发动批孔是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而江青批孔则另有图谋；“批孔”作为政治运动，应坚决否定；在学术上，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同样是错误的，也与他以往一贯的思想相悖。书中从政治、学术和学者个人三方面总结了批孔运动的教训。

三

　　“结合篇”、“经验篇”为本书的第三部分，虽然篇幅不大，却是本书的重点。“结合篇”从思想文化交往规律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的曲折的历史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毛泽东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本书充分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提出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如独立自主、政治策略）主要来源于我们的民族传统，有力地回答了海内外少数学者提出的“毛泽东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文化中断”的责难。

　　“经验篇”则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等方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中有许多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所没有的或虽有而尚未展开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必须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必须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文化宝库中批判地吸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把中国哲学仅仅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释和证明”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获得新生，并得到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封建化”是完全错误的，但也应提高警惕，防止在结合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本书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要防止以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取代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作为本书附录的《毛泽东论孔子言论辑录（按年代排列）》，详尽地搜集和整理了毛泽东有关孔子的言论，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本书首次全面而深入地论析了毛泽东与孔子之间的复杂关系，澄清和纠正了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在对孔子思想及所处时代、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孔子对毛泽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对推进毛泽东研究、孔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