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事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新动向

　　上海大学安维复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索卡尔事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新动向》（批准号为04BZX019），最终成果为《“索卡尔事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新动向——超越科学大战的“两种文化之争”》。课题组成员有：徐琴、杨庆峰、周丽韵。

　　“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大战”给包括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social constructionalism）在内的后现代思想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使社会建构主义阵营发生“更多的转向”（拉图尔）。该课题主要从思想源流、研究纲领、分析工具几方面来探究社会建构主义“更多转向”中的几个重要向度：ANT（角色网络理论）转向；STS（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转向；技术转向；实践转向；修辞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等。

　　一、ANT转向

　　从思想源流看，角色网络理论是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其经历了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家族相似”之后开始出现了“对称”的冲突，最近形成了一种注重“联系的社会学”。但这种“联系的社会学”似乎并没有摆脱社会建构主义的“幽灵”。

　　从研究纲领看，人们往往把角色网络理解为某种系统论或“异质工程”，其实角色网络理论包括四个环节：角色创造自己的元理论（第一步）；角色设定了自己，也设定了他人（第二步）；角色之间是互动的（第三步）；人与物之间具有可转换性（第四步）。这四个环节都是社会建构主义在ANT中的展现，但也孕育着人与物之间的内在矛盾。

　　从分析工具看，ANT的经典案例主要有：W.Bijker的自行车案例是否属于ANT？卡龙的“扇贝”和“电动车”说明了什么？拉图尔眼中的巴斯德是个什么形象？这三个（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ANT的分析路径。

　　二、STS转向

　　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这不仅改变了业已存在的STS，使其负载着社会建构主义的精神气质，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建构主义本身，社会建构主义因STS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从思想源流看，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的思想路径是多向度的。其中包括：人文主义价值观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反思孕育了STS转向的人文关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孕育着STS转向的社会维度；科学技术的多维视野孕育着STS转向的多元路径。

　　从研究纲领看，社会建构主义对于STS的渗透主要有：建构主义的一花独秀；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双峰并立；观念、器物和价值的三足鼎立；四种理论要素的合理重建。当然，如何评价和整合这几种模式，是一个有意思的理论课题。

　　从分析工具看，转向STS的社会建构主义注重以下三种方法：着眼论题(topic focused)的方法；着眼问题（issue focuses）的方法；着眼综合（combined focus）的方法。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而言，这些分析工具既是传播，也是消解。

　　三　“技术”转向

　　从思想源流看，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转向”也有不同进路：社会建构主义自我发展的进路（以拉图尔为代表），社会批判理论借鉴社会建构主义进行技术批判的进路（以芬伯格为代表），技术哲学家通过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技术问题的进路（以Carl Mitcham等人为代表）。这三条进路方向各异，模式有别。

　　从研究纲领看，社会建构主义转向了技术之后，出现了三种理论纲领：来自于爱丁堡学派的“对称性”纲领；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纲领；来自于L·L·布希亚瑞利的工程哲学纲领。这三个纲领都有不同的思想背景，甚至有不同的理论载体，但都负载着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精神。

　　从分析工具看，技术转向有三种分析模式：来自于角色网络理论分析模式，其经典案例是拉图尔对巴黎捷运交通系统失败案例的分析；来自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分析模式，其经典案例是芬伯格对法国小型电传从中央信息控制到个人交流平台转换的分析；来自于工程哲学的分析模式，其经典案例是布西亚瑞里对火星探测者号事故诊断的分析。这三种分析工具似曾相似，但在本质上都来自于社会建构主义这个“神圣家族”。

　　四、“实践”转向

　　从“换位”评价的角度看，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转向”在思想历程、研究纲领、分析工具和学界评论等方面也是歧义丛生。

　　就思想渊源而论，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转向”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实践优先性”的确立；“从知识的科学转向实践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问题是，这三个阶段之间是必然的逻辑关系，还是有关联但各成一统的思想整体，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就研究纲领而论，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转向”在基本理论层面是发散的：其一，塞蒂娜-拉图尔的“实验室推理”；其二，皮克林的“突现”与“后人本主义”；其三，“打开技术的黑箱”的经验研究。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三种“实践”纲领之间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如何进行“合理重建”，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契机。

　　从分析工具看，社会建构主义的“实践转向”不仅是基本理论的转向，而且还是一种分析方式的转向。为此，我们回顾拉图尔对狄塞耳柴油机的分析、皮克林对数控车床的分析以及L. Bucciarelli对飞机早期的提升力/阻力之比的分析。

　　五、“修辞”转向

　　从“换位”评价的角度看，社会建构主义的“修辞学转向”启发我们注意如下问题：

　　从思想渊源看，我们注意到了三条进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到群体协商的转变（Paul Ernest）；从布鲁尔的“强纲领”到拉图尔“更多的转向”；“从方法到修辞”的转换（马尔切洛·佩拉）。歧路多亡羊，但也激发了更多的探索。

　　从研究纲领看，“修辞学转向”有如下理论：布鲁尔的协商理论；M.佩拉关于科学运用修辞的三点理由；拉卡托斯的“数学发现的逻辑”以及Paul Ernest的“扩展的数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协商中的范围、主体、程序；科学争论的理论依据以及科学争论终结的5个要素，等等。这说明，“修辞转向”的研究纲领内含着众多“必要的张力”。

　　从分析工具看，“修辞学转向”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你的文本表达是否包括文字、草图、图表、公式和数字等多种形式；你的引证、引文和脚注是否有利于把一个想象转变成事实；论文从初稿到终稿的修改过程是否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多种协商等。我们以为，这些科学修辞的分析工具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可能空间。

　　六、“文化”转向

　　从“换位”评价的角度看，社会建构主义的“文化转向”是一个包含着多种理论情愫的思想平台。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裂变与再生。

　　从思想渊源看，查尔斯·斯诺早就提出了“两种文化”问题，引发了“解释学转向”，但遭遇了“科学大战”。社会建构主义的文化转向歧路甚多。

　　从研究纲领看，“文化转向”的基本原理来自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哈丁等人关于科学的文化多样性命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塞蒂纳的“认知文化”以及Peter Galison等科学亚文化似乎走得太远；克利福德·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启发了语境论，但也暴露了文化相对主义之踵。

　　从分析工具看，社会建构论的文化研究有许多经典案例：布鲁尔对波普尔-库恩的分析；拉图尔对吉耶曼-沙利的分析；夏平对对玻义尔-帕潘的分析；塞蒂纳对高能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进行文化研究的不同具体路径。

　　从学界评论看，社会建构论的文化研究遭到了“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而实验室研究也“忽视了实验室所在的社会情境和科学的政治层面。”（丘宾）。我国学者则意识到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应该导致科学不统一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几个重要向度的系统分析，作者得出了自己探索性的重要观点：

　　第一，“科学大战”之后，社会建构主义呈现“更多的转向”，这些不同的思想路径有助于开阔我们的思想视野，但也容易迷途难返，本课题仅供探索者参考。

　　第二，社会建构主义及其“更多的转向”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冲突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了解社会建构主义及其“更多的转向”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绝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等等思潮的对立与贯通，寻找一条建设性的中间道路。

　　第三，社会建构主义及其“更多的转向”强调共识、协商、参与、共享等思想范畴和行为模式，这些思想范畴要求社会政策特别是科技政策要向社会公众开放决策过程，即社会政策的民主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