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核心提示】空间转向，首要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层次的观念更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结构及其变迁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因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无论是标以“新解”还是“发展”——都需要对世界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变迁的深入理解。

　　从全球角度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潮变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也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和生长点。其中，空间便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在近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和相关研究中，空间（或空间生产）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出场路径或新的生长点。

　　我们引入空间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会带来哪些可能新的理论发展呢？追问这一问题非常有益。在此，首要强调的是，由“空间转向”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问题，即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作为人类生存两个基本维度之一的空间（另一个是时间）。这是因为，所谓“空间转向”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部事件，而是欧洲人文研究转型层次上的思想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福柯建立的以非连续性（断裂）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方法最具代表性。福柯把结构视角从人类学拓展到人文科学层次上，这使其空间视角显得格外突出。在人文研究方法论变迁的层次上理解“空间转向”，尽管需要走入更复杂的理论空间中，但却为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确定的前提：作为一种空间优先于时间的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结构视角，“空间转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只是“增加”了空间一个研究领域（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空间并非一个“空场”），它既涉及从空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重构，即我国学者常称的解释范式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新的出场，西方既有的成果如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又涉及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前提上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新颖分析，如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在这里，我们简要地从两个方向和四个层次来界划这些问题。

　　第一个方向是“回溯性的”，它包括对既有解读成果的再评估和新解释方案的探索两个层次。说它是回溯性的，原因在于它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在第一个层次上，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出版之后，学术界呈现出对此种解读方法论的关注，在今天，国内研究也特别强调对传统解读模式的反思和新范式探索。在此背景中，“空间转向”所提出的问题不只是对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问题，而且更深层的是这种解释对时间偏好的依赖问题。可以说，“空间转向”必然推动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在内的诸多元理论问题的反思。第二个层次，不只是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增添空间内容或者以空间为座架来解释唯物辩证法的问题，而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这也正是“空间转向”在全部“转向”中的独特性所在：它不是在既有历史框架中换一种视角，比如从主体转向客体，而是提出了如何重新理解时空的问题。

　　第二个方向是“前瞻性的”，它是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问题不难理解，在“理论”层次上，我们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在“实践”层次上，通过对当代社会历史内在矛盾的准确把握，我们要基于其发展动态，来提出有效的实践策略（对策）。这实际上也是传统研究所要求的内容。在此特别强调这一方向，有两个原因：第一，基于对国内已经研究的哈维、尼尔·史密斯和索亚等激进地理学学者在西方学术遭到的批评的考量，从现状看，我们要有所成就和真正突破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与“空间转向”内含的实证研究要求有关，几乎所有从空间维度深入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当代分析，都具有深厚的实证研究底蕴，而这是我国专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缺乏的。

　　简言之，由于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两个基本维度，对于任一维度的优先强调都必然会涉及历史叙事的基本范型。所以，如果把“空间转向”作为一个有效的路径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会涉及理论的整体配置。借由西方理论进展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在当前语境中，其合理性无需证明，但值得强调的是：这需要我们对原初问题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对其新的要求和可能的境界要有基本估计，否则容易流于口号或走入歧途。

　　空间转向，在确切的意义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只是一个概念。它首要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层次的观念更新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结构及其变迁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在所有的各种激进左派的转向中，这正是其不凡之处。因为，这一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本要求一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无论是标以“新解”还是“发展”——都需要对世界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变迁的深入理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哲学和城市批评史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