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近日已完成。
　　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金融产生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又逐步深化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金融稳定更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大量的研究表明，稳定的金融体系通过把资金导向更高效率的部门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发展，金融自由化加速推进，金融创新大量涌现，导致金融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并日趋复杂，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恶劣影响和强大冲击更是令世界各国猝不及防，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不高度重视维护全球（或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样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及不稳定因素的累积也令人担忧。尽管中国躲过了20世纪90年代多次地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具备了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的能力，相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随着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金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将逐步凸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长期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鉴于此，冷静观察、理智分析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新形势下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在系统分析国内外金融稳定机制的相关文献、了解最新的金融稳定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项目围绕构建金融稳定长效机制这一中心，借鉴和参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经验，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梳理了金融稳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阐述了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各组成构面，描绘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稳定概念及长效机制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中国金融稳定评估体系的构建，货币政策及宏观调控，有效监管金融创新、兼顾效率与安全，金融监管制度设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整合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通过定性与定量、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际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金融稳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周期下滑压力、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金融部门资产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压力、国内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流动性再度丰裕的压力等多重压力下，通过构建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实施更为灵活的差别化管理手段以保持金融稳定的多方面的政策建议。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中国金融稳定评估系统；②应对突发冲击的货币政策；③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与金融稳定；④金融结构视角下的金融稳定；⑤基于金融网络视角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⑥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内在作用机理；⑦优化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⑧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等。
　　三、若干重要观点
　　第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制度缺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要求。保障金融稳定性和金融安全，仅靠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是远远不够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管。金融监管当局需要针对金融市场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以及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表内表外业务设计一个科学的监管体系，以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
　　第二，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失败主要体现在：缺乏系统性风险的权威监管机构，缺乏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机制和协调机制，缺乏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冲击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流动性危机、信用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升级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制度安排是严重缺失的。建立一种金融稳定的新机制，就是要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第三，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来看，监管当局在面对金融（风险）传染时，大多采用救助政策。虽然救助政策确实能够预防传染，但这种政策却在事实上侵蚀了市场纪律。为了在预防系统性危机与约束道德风险之间求得平衡，既需要监管当局对金融体系稳定知之详尽，更多地倚重市场化手段，也需要监管当局更善于未雨绸缪。
　　第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核心是系统性风险的认识、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根源分为时间维度（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空间维度（如跨部门传染）两类。从全球金融体系出发，顺周期效应、大而不倒效应（或系统重要性）以及影子银行体系是系统性风险应对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是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内容。
　　第五，金融制度的完善对治理和防范金融危机是十分必要的。一个不完善、不健全的经济和金融制度迟早要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冲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尽可能快、尽可能早的调整，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减轻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
　　第六，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干预是挽救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在危机救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恢复市场功能、重建资源配置的机制以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救援金融危机和干预市场的主要目标。在救治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必须及时、适度地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处理流动性不足、问题资产累积和金融机构破产等问题，并实施货币、财政和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和改革，恢复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以促进经济复苏。
　　第七，应对金融危机必须提高和强化银行体系应对传染弹性、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包括：参照《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切实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大对金融创新的资本约束力度，从根源上杜绝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最终达到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统一；严格同业拆借市场的准入与退出、交易和清算、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规范，充分运用期限管理、限额管理、准入管理、备案管理、透明度管理等市场管理手段，防范系统风险；重视大型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角色，重点关注大型银行的风险敞口；在瞄准单个金融机构的同时，综合考察资本化水平、同业敞口规模、联结程度、以及市场集中度在具体情况下的组合可能引发的脆弱性，预防金融传染。
　　第八，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有：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这个机构不仅对系统性风险具有监察、警示和建议权，更有处置权，甚至可以根据风险因素和金融稳定需要拆分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人，新体系赋予美联储拥有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权以及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的代理权，美联储可以就金融机构的风险提出更加严格的微观审慎监管要求，可以在监察委员会的授权下拆分大型金融机构；对银行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和自营业务的限制性规定（沃尔克规则）；成立联邦层级的保险业监管主体以及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监管框架之中，填补监管漏洞。
　　第九，在过去二十年，影子银行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资产规模、市场地位和系统影响力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影子银行比例极高的杠杆操作、不断突破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界限、大胆而复杂的金融创新、有意识的信息披露不完整以及刻意地规避金融监管等特性给整个金融体系带了新的脆弱性，甚至是系统性风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
　　第十，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冲击是相对有限的，这显然得益于中国的资本管制和中国金融机构全球业务的局限性。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不断深化，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和风险将持续地在全球配置，为此，从一个更加宏观和审慎的视角来维系中国金融的稳定就成为当务之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已经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系统性风险应对机制、监管协调、防范制度错配、填补监管漏洞、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防范外部金融风险，是中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