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增长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研究院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工业增长问题研究》，（项目号05&ZD054），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包括专著1部，论文6篇，研究报告4篇。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探索和发现我国工业增长过程资源约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提出解决资源约束、促进可持续工业增长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在我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引发的资源供求矛盾的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工业增长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受到重视。既有的关于资源及环境对工业增长的约束研究虽然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资源与环境约束影响我国工业增长的路径、机制及程度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既有的研究文献也没有很好地解释资源供求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及其在中国现实的工业增长过程中的表现。如何在资源环境强约束条件下实现中国工业的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工业增长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快速稳定发展，实施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对策建议

　　1、我国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总体依赖度

　　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的差异，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劳动依赖型、资源依赖型、资本依赖型、半技术依赖型和完全技术进步依赖型。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对政策需求有着不同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类型的转换，同样需要不同的政策激励。所以，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增长类型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自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热门话题。综观此类研究，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还有少数研究认为，如果考虑资本中的技术含量，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属于技术驱动型的。这两种结论虽然有差异，但在估计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都排除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忽视资源环境投入的影响，或是会高估资本的作用，或是会高估技术的作用，从而影响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不利于政府进行正确的决策，最终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增长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基本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对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总体的依赖程度进行分析表明，我国的工业增长还没有摆脱资源依赖型阶段，资本对增长的推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以及对环境的高强度利用。

　　2、中国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同时，又具有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源路线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以低价格资源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国近30年工业增长所依靠的国际比较优势，除了丰富的劳动力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向工业企业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低价格资源。一方面，从近30年中国工业资源的供求状况看，处于各类资源相对富余的时期，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还是能源，都具有很大的现实供应能力，其市场表现就是资源产品价格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另一方面，为了竞争相对短缺的资本特别是境外资本和技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实行了以"优惠政策"为特点的工业化促进战略。其基本经济性质就是以政策手段压低资源价格。这种高度依赖低价资源的发展模式尽管具有其历史的理由，却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工业资源成本价格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工业生产必须摆脱对低价格资源的依赖，走向更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

　　(2)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偏差。由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以西方工业国为主导的世界工业技术路线的能源需求结构则是以石油为主。所以，当中国沿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特点与当前世界处于"石油时代"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的偏差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大多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方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另搞一套同中国的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工业技术路线；所以，受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中国的工业化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结构的很大约束。由工业技术路线所决定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等，所受到的资源禀赋条件约束将日益显著。突出表现为石油供应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性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3)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现阶段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的重化工业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其国际竞争力也逐步增强。如果仅仅从资源禀赋结构的角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中国工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的现象，但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性特征看，则完全可以理解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当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资源供应的严重约束，必须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展产业空间。

　　(4)工业密集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承生态载力成为突出的制约条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总量条件是雄厚的，从整体上看，自然资源储量和潜在供应量并不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绝对障碍。从长期和总量上看，水和土地也不应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不可克服的瓶颈。问题是，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流动性，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总量供求关系不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的供求具有高度的区域性，因而在工业发展的高密集地区，可能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的地区工业生产密集布局已经导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超量利用，水资源短缺和水源水质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承受极大压力。

　　(5)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压缩性"和"急速性"特征，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较长时间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短时间内就接连地甚至是重叠地表现出来。经济发展的这种"压缩性"、"急速性"阶段特征，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低成本资源推动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向资源成本普遍上升的发展阶段过渡，但同时又保留着"资源驱动"的许多特征。正是这样，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才表现得极具特殊性和紧迫性。

　　(6)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特殊的漫长历史，对资源路线和供求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仅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过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至少是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有些较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是，如果从人口构成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很难说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了。可见，"以农民为主的工业大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巨大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通过已经超过GDP80%的非农产业（二、三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来实现更多的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电力、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重工业。这就可能导致"投资过度"、"资源制约"、"环境破坏"、"房地产涨价"等"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复出现。

　　3、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的资源问题本身必须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紧缺现象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工业化的发展，即试图以减缓工业化进程甚至回避工业化发展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和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的资源问题本身必须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突破资源稀缺对增长和发展的障碍，正是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也是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业化，而在于，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最科学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问题。

　　第二，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发挥价格机制在实现资源供求平衡上的作用。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以及对价格变动的承受力问题。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引发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往往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但由于资源需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过分依靠人为干预价格的手段来调控资源供求，难以实现期望的目标。归根结底，需要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来实现长期的资源供求平衡。当管制价格与均衡价格相差过大时，尽管难以突然取消价格管制，但合理的政策选择仍应是逐步的有计划的缩小管制价格与均衡价格的差距，使企业能提前采取措施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总之，只要价格是逐步上涨的，就可以使整个社会逐渐消化生产要素重组的成本，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实现资源产品的长期供求平衡。

　　第三，在提高资源产业集中度的同时，反对企业的垄断行为。资源供求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源产品的需求是普遍的、分散的和竞争的；而资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产业的组织结构特点则往往是倾向于垄断性的，包括地区性垄断、全国性行业垄断甚至世界性垄断。资源产业组织的垄断性不仅表现为自然垄断，而且具有经济性垄断，甚至具有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性垄断。织结构（或市场结构）的优化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而也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　 ，产业的较高集中度又是资源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技术要求。资源产业也必须反对企业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所以，反垄断和集中度的权衡是资源产业组织的重要课题。

　　第四，改革工业用地的行政划拨与协议出让制度，实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受到工业用地使用的行政性分配和划拨制度以及协议出让政策的长期影响，我国工业用地的使用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出其价值，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城市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严重偏高，工业用地粗放利用现象严重。要实现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就必须从土地制度和政策入手。就工业用地而言，则须改革行政划拨与协议出让制度，实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即运用竞争机制、公开程序，把土地配置给最有能力进行有效利用的人。这就必须有规范的土地市场，促使其集约高效合理利用。这也是降低土地资源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约束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五，把新疆与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一并考虑，统一规划我国的油气东运战略。今后几十年，能够稳定地向中国提供石油的地区主要有中东、中亚和俄罗斯、南亚，中国的石油进口战略也应该以这三个地区为主。中亚和俄罗斯不仅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是目前我国惟一不经海运就可以确保石油供应来源的地区，对于我国规避进口石油风险、提高能源安全水平颇具潜在意义。把新疆与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一并考虑，我国的西部油气东运战略才有经济合理性和实现的基础。从这个视角看，加强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稳定地获得中亚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是我国能源战略和能源结构调整中必须重点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

　　第六，解决煤炭资源约束需要解决资源保障（勘探）、适度开采（效率与安全并重）、环境友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从中长期看，还是短期看，无论是资源储量约束，还是产品供给约束，煤炭资源约束问题的核心是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煤炭的有效勘探、有效开采和有效使用。有效勘探和有效开采、利用的关键是构建有效运行的勘探权和开采权市场，核心是价格机制与产权保护问题。当前我国煤炭价格不完全，煤炭资源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是导致煤炭勘探不足和资源开采过度的重要原因。煤炭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也与煤炭价格不完全，价格中没有反映因煤炭开采和利用而导致环境成本有关。此外，标准和执法也是影响煤炭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第七，优化工业污染防治制度。重点是要在环境管制政策设计时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加强环境管制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的整合、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解决环境管制中的软约束问题。在环境保护政策设计过程中，重视制度挤出问题，以提高政策效率。

　　第八，在重视结构调整的同时，要充分重视实质性技术进步的作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但仅有结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它会带来问题的反复，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必须在重视结构调整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实质性的技术进步，用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1、近年来，资源环境问题尽管越来越引起了决策部门和研究部门的重视，但在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研究与增长问题的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全面系统地分析资源环境与我国工业增长的研究仍较欠缺。本研究报告系统地分析我国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对于推进我国在经济增长研究中更多地纳入资源环境因素有积极作用。

　　2、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措施，就必须对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一个科学的判断。这种判断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出。本研究报告运用数据资料分析了不同资源对我国工业增长的约束作用，就我国的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国家有针对性地制订科学合理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

　　3、研究报告对中国工业化的资源技术路线进行了分析，对资源短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澄清资源环境约束的本质，以及关于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有着积极影响。

　　4、最终成果的部分研究观点，已经上报中央。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在完成中央交办的科学发展观研究课题时也吸收了部分课题成果，课题的研究成果还对唐山进行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提供一定的程度的支持。该成果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意大利环境领土部进一步合作开展中国管理与能源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