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新进展

　　四川大学李天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项目号05&ZD006）紧紧围绕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性波动，分别从世界经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的自身因素、经济波动的宏微观传导机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的长效预警机制。

　　一、厘清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性波动的相关理论、特征与发展机制分析

　　1、界定了“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概念，考察了世界经济周期主导国的特征及变动的原因。

　　研究发现：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是由“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引起的”，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则是在经济周期运行中干扰经济正常波动、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波动轨迹的经济、政治和自然因素。非周期性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有：一是使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发生变化；二是使周期性因素决定的经济扩张或收缩的持续期发生变化。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考察，课题组发现世界经济周期变动中起主导力量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主导国）。由于经济周期主导国在每轮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其特征、变动趋势的把握是我们掌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依据。经济周期主导国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当时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国；第二，它有完善通畅的贸易、金融等传导机制；第三，它是世界经济的霸权国。

　　2、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非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传导机制和协调机理明显存在。

　　非完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主要通过投资生产和货币政策两大经济链条进行传导；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传导主要通过价格链条、金融链条、贸易链条进行；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组织是世界经济波动协调机制的重要主体，国际分工是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首要条件，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平抑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起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减弱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递和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二、金融和贸易是影响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宏观因素，而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则是最为活跃的微观影响因素

　　1、金融发展与世界经济具有强相关性。随金融深化的发展，金融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将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等要素引发的不同传导机制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包括对经济自然人的羊群效应、对机构的连锁效应、对区域经济的索罗斯效应和对全球经济的大国效应。通过时间序列划分的各个主要历史阶段分析，金融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效应存在明显的逐步增强趋势；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表现为金融不仅传导世界经济波动，其内部变化也将引起世界经济的剧烈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往往导致世界经济波动拐点的出现。

　　2、国际贸易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从资本主义初始和自由秩序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至今)四个时段内的世界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关系看，基于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交易也能影响世界经济波动。国际贸易波动和世界经济波动关联程度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在较高的置信度水平下存在着双向或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影响国际贸易波动的同时，也受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国际市场上重要能源产品的贸易对世界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石油价格波动加深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拉长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但资源价格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正在减弱，并由最初的异向变动转为同向变动。

　　3、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国际发动主体与传递主体。跨国公司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行为反应，分为直接投资、跨国并购、转移定价和技术转移4个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能影响到跨国公司在一国或多国经营的环境、投资策略、区位选择、跨国转移定价和对企业技术研发与转移。而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贸易、金融活动、技术研发和技术移出等经营活动充当了世界经济波动的传导主体。正是跨国公司的这种反周期行为，使得跨国公司将与其联系较紧密的国家带入经济波动的漩涡，进而把世界经济“震源”的波动因素和经济表征“接力式”地不断传递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公司超国家规制的实现路径必须从国际间的双边协调、区域多边协调、全球性缔约等多方面和多层次进行考虑，对跨国公司规制的手段可分为法律手段和行业自律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4、政府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应从两个层面进行。首先建立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预警机制，其次依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采取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方面，由于带有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对一国的影响，可能演变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政府应整合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和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通过构建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政府反应模型，政府应依据突发事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潜伏期、症兆期、爆发期、缓和期和消除期5个阶段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应对策略及措施。

　　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密切相关

　　1、对两岸四地的中华经济区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探讨，中国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关系互有差异。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表现在：我国经济周期在各个增长阶段的均值、波动性不同，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持续期以及转移概率不同，我国经济周期不存在显著的深度型和尖峰型非对称性；但是在1990年之后出现了显著的陡升缓降型非对称性，从而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拖长的尾部性质。对两岸四地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的分析显示，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中华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国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关系互有差异，当剔除美国经济作为东亚各国共同的外部经济冲击源以及冲击传递渠道的影响时，中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周期区制依赖相关性并不明显，中国对东亚国家经济影响的程度要大于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美经济周期的分析表明，中美经济周期协动性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但总体而言两国经济周期并不具有明显的协动性；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依赖于经济周期的“门限性质”，即两国在“共同高速增长”区制的协动程度相对较高，而在“共同低速增长”区制的协动程度最低。

　　2、中国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通过机制化建设来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该机制的基本架构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中国经济安全的评估机制、中国经济风险的预警机制、中国经济风险的控制机制、中国经济危机的处置机制、中国经济安全的国际协调机制。此外，针对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系统包括预防性对策、预警性对策以及处理性对策三个方面。

　　四、尽快构建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和危机反应策略

　　1、分类别构建经济非周期性波动预警机制。由于“非周期性因素”的属性，使得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应对机制的完善与否。缺乏合理及时的措施往往可能放大这种外在冲击并演变为一种内在危机，特别是有些冲击一开始就具有内在危机的性质。因此，构建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预警机制也应包含政府应对这种危机的内容。基于此，某种程度上政府应对非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机制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危机管理。非周期性因素所属类别的不同，使得构建统一的经济非周性波动预警机制适用性减弱，因此应就非周期性波动可能引发的货币危机、银行风险及危机和股市风险及危机分别构建相应的危机管理机制。经济非周期性波动预警机制构建应依据科学性、可操作性、整体性、系统性、灵敏性和独立性的原则，同时扩大指标选取范围，量化被选指标，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2、中国经济预警机制构建设想。第一，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选取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实证分析其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联动关系。分析发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出口与世界经济和世界不同类型的周期联动关系明显。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出口、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全球资本形成总额、全球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全球进口6个指标，利用5年期、10年期相对强弱指数和随机指数计算方法构建我国与世界监测与预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深入开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明显强于改革开放前期。而基于5年期和10年期，经过加权后，反映全球经济的相对强弱指数，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其中，时间周期为5年的相对强弱指数反映得更为准确。而时间周期为10年的相对强弱指数反映的趋势更为稳定，但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因此，采用5年期的相对强弱指数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联动进行连续性的监测和预警具有一定实际意义。

　　第二，构建中国与全球经济联动的监测与预警模型。选取7个国家（G7）中能获得季度数据的50个宏观经济指标，分别分析其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关系，利用判断经济序列周期成分的交叉或时差相关性得到了美国进口额、美国出口额、加拿大消费、加拿大出口、法国出口、法国进口、意大利进口、日本消费、日本进口、法国对中国进口、美国对中国进口、德国对中国出口、日本对中国出口、英国对中国出口和日本利率等15个对中国经济较为具有敏感性的先行指标，以此构建出有较好短期经济预警功能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联动的5年期相对强弱指数预警图。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对策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降阶段，该阶段预计将于2035年左右结束，然后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步入第六次长波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25年，是世界经济新兴产业的酝酿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需要确定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课题组认为，制约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在下一轮长波开始前必须解决，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矛盾和“三高一低”的产业结构所引发的内部问题也应尽快解决。因此，“绿色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向。从长远战略考虑，中国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战略，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核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出台相关激励措施；同时，要倡导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低碳排放标准，避免陷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碳陷阱”。

　　2、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优势”效应，严防通货膨胀。当前，我国货币供应放量过大，且资金流向缺乏有效监管，货币投放影响价格上升机制出现失调，不但使当前的通货紧缩继续出现并带来错误预期，而且使未来出现的通货膨胀情况较严重。仅仅依靠CPI和PPI的下降来判断经济走势会产生消极后果。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货币大量进入到不列入CPI统计指标的楼市和股市里。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迅速升高，股价楼价急剧暴涨。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通货膨胀显然已不是预期的问题了，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因此，应通过政策调控和市场手段，实行逐渐收紧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严控过量资金流入房市和股市，同时规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资源的畸形配置。

　　3、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向依靠消费和科技拉动增长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依靠基建和房地产等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增长模式，对消费和技术研发等微观经济体重视不足。大规模投资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使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既得利益者抵抗分配改革的阻力加大。因此应借助这次经济复苏带来的收入效应缩小贫富差距，将资源更多的向民生和技术研发配置，打开内陆地区的消费市场；同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优势，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加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走技术应用驱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模式。

　　4、推进能源价格改革，积极有效配置资源。价格管制导致的能源价格扭曲不能反映市场真正的供需关系和能源的稀缺程度，从而不利于能源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因此，必须尽快实行能源价格改革，着眼于长期科学发展。实施“质、量”齐抓，以“质”为主，以“质”撑“量”，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5、构建污染排放权的跨区域交易机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企业到欠发达地区投资意愿不强，污染排放的限制又阻碍了其到发达地区投资的意愿。我们建议可以考虑不同地区按照面积和人口数量实施不同的污染排放权，并允许跨地区排放权的转让。这样东部发达地区可以购买排放权解决投资受限问题，贫困的西部地区通过出让排放权分享东部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东部支持西部，西部反哺东部，进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6、构建和谐生态金融体系。通过培育大型金融中心提升金融的运行质量和国际主导力；特别是针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导致的“外资潮”现象，应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体系，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不可囫囵吞枣，也不可踟蹰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