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复合性危机

　　资本主义正面临深刻危机。2011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复合性的严重危机阶段。

　　这种危机完全来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资本扩张的内生涌动与全球化带来的扩张机遇之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投资者财富的扩大，正陷入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工人相对贫穷化的境遇。

　　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普遍困境，本身并非全球化之错。资本主义社会当前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在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其全体国民是否同步取得经济机会？或是深化了富者愈富、贫者更穷的两极分化？现实的答案指向后者。西方社会出现的金融危机，鲜明地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即使是个人理性经济行为的无规交集，仍有可能产生整体无序的非理性后果，这就需要政府予以指导和规范，通过适度监管既规避大规模风险，又惩戒恶意行为。

　　然而，这恰恰为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市场所稀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信奉小政府，少监管。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主导下，美国行政当局让金融放任自流，这已经成为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美国金融管理高层的严重贪婪，直接吞噬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威胁着美国普通大众，并造成国内的严重分化。最近美国城镇普遍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就是来自基层的对社会经济不公的反弹。

　　美国的高失业和高国债还同美国对外行使霸权主义密切有关。美国对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除了给伊拉克带来十多万军民死亡，美军自身也死亡4000多人，耗资上万亿美元。连同阿富汗，对外作战对美国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并造成国际形象受损、国债快速攀升、主权信誉降级，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资本主义周期性对外动武，在历史上已成惯性，根本上正是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作用所致，无法在当下制度设计下较好防范。

　　目前美国在道德价值、对国际体系的尊重上已全面滑坡，体现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这个国家的积重难返。改变这种局势，需要美利坚民族拿出足够的勇气反思和行动。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高祖贵：变革未触及结构性问题

　　2011年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态之一，就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继续深陷金融经济危机而脱困乏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效果正在加快向西方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渗透和发酵，催化各种潜在矛盾相互联动和相互激荡，彰显美欧等西方国家各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弱点，危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日显突出。

　　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对立的局面加重。朝野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展开恶斗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民众游行抗议示威的规模扩大。这种发展态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外进一步深入反思，开始讨论政治领域的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发展前景，甚至开始再度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促使人们翻新观念和认识。

　　经过反思和检讨，西方着力以变革求振兴，对外积极维护并充分利用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优势取得帮助和转嫁危机，对内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美国更加注重发展制造业，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力图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来打造支撑美国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技术产业支柱；欧盟一方面制定和实施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方面的中长期规划，另一方面力图通过缔结新的同盟条约，推进一体化建设。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实际上更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多种政治力量和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发言权以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西方仍具有较强的调整适应和自我矫正振兴的潜力。一旦条件适当，仍可能在变革中再度释放生命力和彰显强势。但危机已经将它们的问题和劣势充分暴露并逐渐催化，如果它们在经济脱困的基础上，推进前述制度性变革，西方国家有可能再获持续发展，否则就可能坠入新的危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