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北京建国门。清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近日出现在记者面前。他满头银丝,精神矍铄,开启了17年前的记忆。

　　“领受任务后,大家非常兴奋，觉得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承担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庄严任务,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客观探索,对社会主义的未来给出更明确的理论答案。”

　　徐崇温所说的“任务”,就是建立“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前身。

　　“百川归大海,即使遭受暂时挫折,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

　　1991年12月25日,随着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的悄然落下,有着74年辉煌历史的苏联从世界社会主义版图上消失。

　　1993年秋冬之际,踏着街头的落叶,那些对社会主义依然心驰神往的人们聚集在莫斯科,剖析过往,思考未来。

　　当一篇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主题报告道出人们久被压抑的心声时,掌声骤然响彻这座“千顶之城”。

　　莫斯科的掌声,引发了千里之外社会主义中国的热切回应。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要做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跟踪研究。1994年,以对国外社会主义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为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有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编译局、新华社、中央党校和国家教委参加的“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成立了。“协调组”后改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没有犹豫,不事张扬,神圣的使命很快将一些原本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凝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原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世界,尤其是原苏联地区。

　　一切似乎平淡自然,顺理成章。然而,从那段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却深知当时的不易。

　　曾在留学期间亲睹苏联解体、感叹“去时苏联,回时俄罗斯”的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树华忆及当年,感慨万千:苏联解体严重冲击着人们的理想信仰。

　　有一次,中心常务理事、办公室主任王立强去邮局给京外关心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寄送材料,在邮局工作人员索要寄件人名称时,王立强报出中心的名字,多次重复后,工作人员终于听清,却一脸茫然地嘟哝:“苏联都没了,怎么还有这么个中心?”

　　彼时彼刻,一股阴风也开始在理论界飘散:苏联解体后,那些原本对西方世界抱有幻想的投机分子,开始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攻击社会主义;而一些意志薄弱、信仰不坚定的社会主义研究者,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倒,渐渐逃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更有甚者,中心学者的研究工作遭到一些人的抨击。

　　守护真理的火把,是如此的艰难。然而,“即便这样,我们始终坚信,百川归大海,即使遭受暂时挫折,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已82岁高龄的中心常务理事、中央党校吴雄丞教授的铿锵话语,点出了学者们当年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总的目标只有一个——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记者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编辑部主任曹苏红的带领下,进入位于中国社科院大楼一层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办公室。

　　这块10来平方米的空间,简陋,窄小。占去一大部分地方的,除了资料,便是书籍。书柜里挤不下的书,层层叠加,“爬”到了书柜顶端。

　　在拥挤的书架上,学者们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陈列其间,这些作品按类别分为“研究系列”、“参考系列”和“资料系列”。研究系列主要是指学者们撰著的各类著作,如《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世界在反思》;参考系列主要是指学者们翻译的各类成果,如《富国陷阱》、《论意识操纵》、《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资料系列主要是指由中心编辑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以时间为序浏览学者们的成果,几条清晰的线索呈现在眼前:17年来,学者们逐渐从单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研究,从应对性研究转向开拓性研究,从单语种研究转向多语种研究。“这样一些线索,清晰地勾勒出学者们理论研究日益自觉自信、理想信仰愈加高远坚定的形象。”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一语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