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见证和参与中国的发展而自豪

　　美国当代中国问题和东亚问题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施乐伯（Robert A.Scalapino，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于2011年11月1日因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去世，享年92岁。施乐伯曾经与费正清、鲍大可二人并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对美国的当代东亚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各国的对美外交政策。

　　创立伯克利东亚研究所

　　施乐伯于1919年10月19日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1940年毕业于圣塔芭芭拉学院（即后来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获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施乐伯本来准备研究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但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他的学习方向。1943年到1946年，施乐伯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海军语言学校担任美国海军情报官员，通过这个工作学习日语，并深入研究日本问题。1943年和1948年，施乐伯在哈佛大学分别获政治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其论文指导教师之一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哈佛毕业后，施乐伯留校担任了助教工作。为了使自己的东亚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他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刚刚回到哈佛的费正清邀请他加入中国研究的行列。在哈佛任教一年后，施乐伯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任教。1978年，他创立了该校最大而且接受捐款数量最多的东亚研究所（IEAS），并成为首任所长。

　　偏重政策分析 解读历史文化

　　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施乐伯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553篇论文，出版著作39部。其中，很多著作是他与华人学者、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合作撰写的，内容多为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政治问题以及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问题，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书籍包括《现代中国与中国的革命历程》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发展的政治：对20世纪亚洲的评述》（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Asia）、《最后的列宁主义者》（The Last Leninist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sia’s Communist States）、《从莱文沃思到拉萨：经历大变革年代》（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

　　施乐伯的研究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很多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学派还没有成型，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之类的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尚未出现。施乐伯本人也不是以提出重大或高深的理论而著称。他更偏重于政策层面的分析，而不是宏大理论的建构或对理论假说的验证，其研究成果更多体现为对东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感悟、分析或解读。

　　施乐伯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还担任很多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是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基金会、亚洲协会、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等多家智库和学术机构的名誉主席或董事。从1962年到1996年，他还担任著名的亚洲研究学术期刊《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的主编达34年。

　　“中国将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强国”

　　施乐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他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用知识和学术观点影响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走向。

　　1959年，位于旧金山的智库“康伦协会”应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之邀，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研究报告。年仅40岁的施乐伯执笔了其中的东北亚部分，并作出了新中国政权已经稳固，中国将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强国的判断。这是他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对华政策新建议，该建议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和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影响到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历史历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宽对华贸易禁运；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给予中国事实上的承认等。但这篇报告中提出的“两个中国”，并在必要时支持台湾独立的的政策主张，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几十年来一致反对的。

　　1966年，施乐伯与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共同创建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并担任首任主席，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谨慎乐观”“总体上看是有希望的”

　　从1965年到1980年，施乐伯一直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顾问，曾经为多位美国总统做过咨询工作，为数任美国总统作访华前的情况介绍，还为众多美国外交机构乃至一些亚洲国家的外交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施乐伯从小受基督教卫理公会教义的熏陶，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的信仰坚定。在政治态度上，他持一种传统的温和保守立场，反对暴力革命，对东亚各国在20世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持负面的态度，支持或同情市场经济和西方模式的民主体制在东亚的发展。

　　虽然如此，但施乐伯的学术思想和政策建议却不受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因此，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敌手，也能够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以学者的身份为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亚洲的热点问题上，他积极斡旋，努力促成相互理解，探求解决方案。东亚各国的政治人物和学术精英也常常希望通过与施乐伯的交往来影响美国的相关政策。

　　在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施乐伯习惯用的一个口头禅是“谨慎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常常认为当前局势的发展是“总体上看是有希望的”（generally hopeful）。在很多复杂多变的政策问题上，他都认为相关的政策发展能够对困境的改善产生影响。

　　教书育人也是施乐伯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各类学术组织中从事了几十年的教学与行政工作，还在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长期讲学。他的学生遍布美国和东亚各国，其中很多人在学术、政府政策和商业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与中国没有个人情感关联的“中国通”

　　虽然施乐伯与费正清、鲍大可和白鲁恂是同一时代的学者，但他的成长背景却与这些“中国通”们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与施乐伯同时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往往是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投入，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观点和看法都深受个人在中国经历的影响。而施乐伯既不是在中国出生，1949年以前也没有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经历，与中国没有个人的情感关联。1972年10月，即尼克松访华的10个月后，施乐伯才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应邀首次来到中国。

　　其次，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中国通”把主要经历甚至全部精力用来进行中国研究不同，施乐伯的东亚研究是以日本为起点的，后来随着美国在东亚的介入政策需要而逐渐扩大到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可以说施乐伯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东亚地区，当代中国问题只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他后半生的研究则越来越突出以中国为重的特性。

　　最后，对东亚各国的区域研究通常要求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有相当的把握，还应该有个人在实地亲身的体验。虽然研究涉及很多东亚国家，但施乐伯承认自己并非语言天才，中文能力也并非强项，但其行踪却遍及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他曾经62次访问中国大陆，多次在中国和日本长期讲学授课，还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及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务，与中国各界的联系密切。

　　近几年来，施乐伯对中国改革开放在社会开放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成绩，总体上都给予正面的评价，看好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的发展前途，不赞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

　　回顾自己一生，施乐伯很高兴自己当初没有去研究中东或非洲，而是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东亚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为自己见证和参与了东亚的历史进程，包括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自豪。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