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固执之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柳永·蝶恋花

　　王国维以这两句词比喻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必经的第二种境界:由于对理想执著，信念坚定，虽然饱受挫折，尝尽风霜，仍旧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多次听何先生谈话，但印象较深的是听他讲荀子、讲《中庸》。他说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中庸》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解释，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经接受的东西排斥、损伤将要接受的新东西，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择善而固执强调的是，对了的就要坚持，不能东说东倒，西说西倒。这两句话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要有主见，另一方面要善于学习。

　　上世纪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国历史分期。他运用详实的史料进行论证，并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他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予它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当时并没有认定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他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确实让人佩服。对他的观点，尽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对此，一位与他同辈的史学家这样说过：“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考虑何先生的意见，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早在1934年，何先生就在《食货》杂志撰写论文，首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汉魏之际”的观点。抗战胜利后，为更好地研究中国史，何先生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要研习欧洲古代、中世纪史，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管教师进修学院的吴晗请史学界人士作报告，何先生也在被邀名单中。他以“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为题，阐述了四个具体问题：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民到地著。他认为，这四条是汉魏之际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基本根据。

　　许多人知道，何先生在“文革”中，因“食货派”而遇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排除干扰，在历史研究的征途上特立独行，一路向前。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这个领域，作为第二代名家，他与另几位先生以论考双精、学贯中西、变通古今的功力，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几十年过去了，问及何先生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他依然很坚定。不追风，不苟同，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择善固执，自成一派，他的学术风骨让人感佩。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念：“著书立说写文章，贵在有新意，尤贵在有创始性、突破性。”

　　何先生的择善而固执建立在他笃信的“让史料说话，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史学界评价何先生的这个原则有很强的思辨性，即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史料再扎实，也谈不上独立思考精神。反之，如果做不到以史实为依据，提出的见解再新颖、再独到，也只是猜想、臆测。

　　1991年周一良教授在何先生八十寿辰时评价他:“念兹在兹勤学问，神全形全乐期颐”。看来，一个勤奋之人不失洒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