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

　　马宝珠 1955年生于北京，1983年大学毕业，1984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其间，任《博览群书》编辑，《史学》《史林》专刊编辑、主编，理论部副主任，现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摘报》总编辑。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化更新的尝试》、《心河帆影——马宝珠随笔》、《一个女记者眼中的人生》、《说不尽的历史话题》（编著），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光明日报五十年历程》（与马馨林合编）、《实业元勋》、“影响中国历史的三百位人物”（丛书，与肖黎、吕延涛合编），撰有《戊戌变法百年祭》、《历史科学与文化建设》、《关于史学普及与提高的几个问题》、《用生命奏响中国学术的钧天大乐》、《君子之风，学者之范——怀念季老》、《文摘与文风》等论文、文章百余篇。

　　演讲人：马宝珠　时间：8月2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学术大家，何兹全教授即是其中一位。芸芸众生，能成为大家，自有其不寻常之处。随着他的远去，我愈加感到回忆与重温的必要。因为，唯有记忆能触摸人们的心底，能唤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东西是不该休眠的。

　　记得钱锺书先生去世的时候，有人这样说：“还是让我们看钱先生的书吧。”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他的生命驻足在他的笔下，长留在他的著述中。纪念钱锺书先生的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大学问家。于是，我取出平日立于书柜里的《何兹全文集》，恭敬地读，认真地想：他何以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他何以把人们引领到一个新奇、博大、深邃的世界？

　　思来想去，还是感到王国维的话能说明问题。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诗意般地形容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的三种境界。追忆何兹全教授的学术生涯，权且为王国维的精辟论断做个注解。

　　修炼始于寂寞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

　　【宋】晏殊·蝶恋花

　　这原本是宋人写离情的名句，引伸的意思是，一个人在萧索凄冷中傲然独立、独来独往、追寻理想的情景。王国维以此比喻古今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必经的第一种境界：要有勇气忍受一切寂寞、孤独与辛酸。

　　1911年9月7日，何兹全出生在山东菏泽。这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战事连连。战乱的年代本不是读书的年代，但做小军官的父亲有些收入，这使得童年的何兹全生活基本无忧，还能读书。他六七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读《四书》。由于私塾不设算术课，他便在10岁时进了学堂，跟着三年级学算术，跟着四年级上语文。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教《古文观止》，何兹全很喜欢他，觉得他有学问。还有一位叫曹香谷的先生，时常在学校礼堂的廊柱前挂上小黑板，少年何兹全站在黑板前凝神。他记得曹香谷先生经常以圣贤之言教导学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他解释，第一句说的是友爱互助精神、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第二句的意思是在困难与危险面前不动摇、不低头的知难而进精神;第三句强调遇事认真考虑，作出决断，别人说好说坏，不必介意，但好的地方，尽可能吸收。圣贤的话走进他幼小的心灵，让他明白许多道理。以后，他又接触《诗经》、《左传》和《孟子》等，渐渐对国学产生兴趣。他阅读李笠、梁启超的《国学书目》，设法找来《书目答问》，并打算系统阅读这些经典。这时，他才16岁。

　　两年后，何兹全从菏泽来到北京。不久，他考取了北大。当时的北大，入学时不分系，何兹全选的是政治系。他选择政治系的理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一定要探个究竟。然而，一段时间过后，政治系的课程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又转入史学系。

　　北大史学系云集着一大批名师：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这些老师讲课有共同的特点：生动、清晰、深刻、独到，何兹全对他们十分钦佩，也渐渐懂得，老一辈学者是以扎实的学问为根基的，重要的古籍他们都能背诵，譬如，傅斯年先生讲课善于引用古书，经常整篇背诵，记忆超人。

　　这里顺便提及，2006年，笔者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书中收入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钱穆《国史大纲》的提要。胡适自觉而精熟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钱穆提倡史心与史识的思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举这个例子，意在旁证何兹全教授的北大记忆。

　　北大教授们的学术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何兹全。他从钦佩、欣赏到决意效仿、学习。就这样，在名师的引领下，他的人生脚步开始走向史学殿堂。

　　大学二年级，20岁的何兹全就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那时，北大位于北京的沙滩，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一个叫松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图书馆，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图书馆，书桌又长又宽，由于看书人不多，有时一个人可以占半个桌子。书借多了，三面围起来，像个书墙。读书人近乎“苦行僧”，但在书墙里看书，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借书时不用查书目，也不用写借条，只要报上书名，图书管理员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把书递到手上。读书无疑给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个青葱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对话，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与青灯黄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松公府里的书有限，何兹全就跑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当时，他的住所在北大东斋，从住所到北图，要经过北海大桥。闭馆后，他独自走在大桥上，南北两海的景色吸引着他，一天的寂寞与枯燥便渐渐散去。

　　在图书馆，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也浏览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读书是寂寞、单调的，但是，“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激情与锐气，他开始跃跃欲试，大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迈与气魄。

　　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特别是回忆当年往返于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与北大东斋“啃”《大藏经》的情形时，何先生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4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兹全先生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寂寞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读书必须以寂寞相伴，那么，这种寂寞就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预示着“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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