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四)扶持文化產業，更新國際形象。這裡將文化產品單獨述及，意在強調開發和利用其文化外交工具作用的特殊重要性。作為日益普遍的大眾消費品，文化產品兼具娛樂性、消遣性和跨國流通便利性，能經過多元媒體及時和便捷地傳送，更容易被受眾接觸和接受。除了一般的商品價值外，影視、音像、電子游戲、旅游等文化產品可經政府的扶持得到國際化發展，從而成為文化外交的有效載體。世界各文化強國的經驗表明，利用文化產品為國家形象“代言”是當代文化外交的普遍做法，官方有意識地引導和組織企業運用好這一重要市場資源手段，則可在贏取境外民眾對本國文化的親近感、認同感上大有作為。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國文化產業得到飛躍性發展。2008年到2013年間，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每年增長22.9%，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比由2.28%上升到3.53%。然而，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基本面向內部市場，而無論是經營理念和方式、策劃、研發水平，還是資源整合能力都不夠成熟和強大，缺少大批創新性品牌，未能在國內市場佔據優勢地位。未來中國文化產業必須轉向以外需帶動內需增長和發展質量，用外需來改進國內市場國際競爭格局的發展之路，通過全面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好地適應世界市場的文化需求和消費心理，努力開拓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出口渠道，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增強自身實力。(64)在此過程中，國家對於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作用至為重要，特別是在通過開展對外文化合作與交流來促進企業成長、利用財政手段扶持文化企業和文化產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首先，政府應加大對發展文化產業的資金投入。近年來，中國文化事業費在財政預算中佔比一直不高於0.4%，大大低於法國(4%，2009年)，而2014年中國人均文化事業費隻有42.65元，遠低於教育、衛生等其他社會事業的財政投入﹔(65)其次，運用多元化投融資政策，推動建立文化產業的投融資市場，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金，通過官民結合的資助模式引導社會資本助力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再次，應運用稅收、法規等多種政策手段促進文化產業繁榮。由於稅收減免程序和手續繁雜等原因，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積極性也不高。(66)下一步，相關部門可以參照歐美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對文化產業實行較低稅率，還可以考慮適時推出投資抵免、投資抵扣、提高稅收起征點、加計扣除、免稅收入、延期納稅等優惠措施﹔最后，以政府採購方式給予直接支持，通過訂貨支持企業生產適用於對外文化援助的產品，其經驗值得借鑒。(67)
(五)實施“國別工程”，擴充人才隊伍。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外交的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對外文化戰略能否取勝，重要的一環在於實施這一戰略過程中的組織者、管理者、參與者是否在素質、能力、數量上具備相應的優勢。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68)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但還不算是人口強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文明素質發展明顯滯后，很多方面趕不上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這一國情也導致文化人才總量小，人才結構失衡，領軍人物和各類高層次專門人才隊伍面臨供給不足等人力資源的“短板”。(69)改進國民素質無疑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增加文化人才總量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在面臨配合和保障各項對外合作戰略實施的迫切任務之時，涉及文化外交的相關部門不能消極等待人才市場的自然發育，而應積極發揮政府的引導、支持作用，瞄准“一帶一路”、中國—中東歐合作、中非合作、中拉整體合作等大型對外合作計劃對國際(區域和國別)研究、跨文化研究、語言等專門人才的需求，調動各方力量在加快建設“通商務、會語言、懂文化”的復合型人才隊伍這一點上率先取得突破。(70)
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啟動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建設計劃。截止到2013年，相關高校已建成區域研究基地23個，國別研究基地14個，主要從事周邊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綜合性研究。(71)盡管如此，這一具有戰略前瞻性事業仍然面臨嚴峻的發展挑戰。其一，體制性制約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在普通高校教學本科專業設置上，國別/地區無一席之地，沒有專門學位，更無法形成獨立的學術傳統和教師、教材、教學體系，相關研究生教學專業也散落於歷史、經濟、政治、法律、國際關系和語言等院/系，專門從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地區教學的機構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院所、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雲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寧夏大學阿拉伯學院等，其招生數量十分有限，難以滿足實際需要﹔其二，師資來源受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留學教育和對外合作取得巨大進步，但無論是“走出去”的學者、學生，還是“請進來”的先生，都主要面向和來自發達國家。加上文科與理工科類學者學生接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的比例失衡，文科類內部語言與其他專業留學人員比例失衡等因素，造成所需國別經歷和專業背景的師資力量過於稀缺﹔其三，目前轉型類師資中語言文學專業人員偏多，難以承擔復合型專業教學任務，需要進行相關學科進修或攻讀學位，導致其成才周期延長。
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辦法可以邊干邊找，邊試邊改，邊“破”邊“立”。近期，可在主管副總理的指揮協調下，由國務院下屬外交、財政、商務、教育、文化等部門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專家局等形成聯席會議機制，確定共同規劃、資源共享、合作辦學的目標責任制，對加快培育國別/地區專業人才的關鍵制度難點精准發力，提出總體改進方案和分類指導意見。在此之下，建立有相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國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以及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參與的協作網絡，就開設國別/區域專業的教學、科研、資金支持、招生規模、就業通道等形成聯動工作機制。中期，可由教育部設立專項教育基金，對有條件的公辦和民辦專科院校、職業學校等申辦相關“小語種+”教學專業、引進外教、編撰教材、師資培訓、出境見習等予以扶持。還可以考慮制定相關政策，為來華從事國別/地區教學、研究的境外師資人才提供資助和便利﹔利用孔子學院的海外資源，招募相關國家的志願者來華提供相關服務。
中國對外戰略曾長期存在一種較為超脫的思維定式，傾向於“藏拙”之中學習、追趕而“后發”，而不習慣於“冒尖”和“露頭”。然而，經過數十年來的艱苦奮斗，中國已然成為全球超大型經濟體，不僅與美國一道躋身於經濟總量超10萬億的“兩強”之列，也進一步拉大同日、德、英、法等“第二團隊”之間的差距。(72)世界經濟格局和實力對比的深刻變化，從諸多方向將中國推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央，無論是榮耀，還是矛頭，中國都不得不受領，客觀上也使中國的一言一詞、一舉一動，都具有對現實和未來世界的塑造作用。中國不再是“配角”，因而也不能不對原有的思維慣式進行調整和改變。近年來，中國外交更加注重主動發力，提升自身對國際重大發展與安全問題的倡議權、規制權和協調能力。在這一過程中，最突出的挑戰則來自國際政治文化中傳統和變革兩種思想的纏斗及其影響。
當前，中外關系最大的難題在於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對稱。中國在不斷發展中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又沒有把自己變成西方，這樣的經驗不能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於文化觀念的差異所造成的。中國傳統價值觀追求“有教無類”，而在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體系裡，“非我族類”的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因此，在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眼中，無論中國經濟和社會取得怎樣的進步，它仍然是危險的異類，真正的威脅在於它背后“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73)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地改進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創設與經濟趕超戰略等量齊觀的對外文化戰略及精良的運行機制，那麼無論我方合作願望多麼強烈，也難以使美方確信合作將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唯一價值取向。(74)正因如此，文化外交及其不斷精進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