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4—6日，黑龙江大学期刊中心《求是学刊》编辑部主办、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协办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繁荣’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专栏‘文化哲学研究’建设学术研讨会”。副校长魏影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丁立群教授的报告是《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文化哲学讲义〉的结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文化哲学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也存在过热的问题，表现为研究主题的泛化，说明文化哲学研究的边界不够明显，其根源在于文化哲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没有构建起来。因此，构建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范式是当务之急。2025年，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承担撰写了教育部原创性教材《文化哲学讲义》，在文化哲学基础建构方面做了很大的推进。这部教材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的题目是“文化哲学：元理论研究”。该篇共三讲，分别是“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学的学科性质”“文化哲学的理论领域”。这一篇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哲学自身学科定位问题。中篇的题目是“文化哲学：文化研究”。该篇分三讲，分别是“文化实践”“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失范与重建”。这一篇着重用文化哲学的范式去研究文化。下篇是“文化哲学：现实研究”，共分三讲，分别探讨了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
邹广文教授报告题目是“深化对文化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澄清了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泛化与理论模糊问题。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态的文化身份认同，而是文化主体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认知、建构与发展指导，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生成性概念，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文化定位需求凸显，其核心是自我认知、监督与发展的主导权。其次，邹教授阐述了与文化主体性概念相关联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由费孝通提出，是文化主体性的认知前提；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态度，二者辩证统一促成表征实践能力的文化主体性。此外，主体性是判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概念。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是中国式现代化。后发展时代语境下，人与自身文化世界的矛盾成为核心，如人工智能带来的相关问题。文化哲学需关注三个方面：本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互动与冲突以及文化传承创新机制。最后，邹教授提出，文化主体性研究需跨学科范式，具体可探讨不同文明形态下的构建历程、多样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独特价值，以及其对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意义，呼唤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及背后主体多样性的呈现。
杨生平教授报告题目是“文化生命体及其‘体’‘用’”。首先，他围绕文化哲学新的学术资源总结了十大问题，包括文化生命体（文化体验）概念、文化体与文明体的关系问题（也即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文化主体性概念等。接下来，杨教授的报告围绕文化生命体的“体”“用”关系展开。他认为，文化是有机体，而非线性片段，对文化的把握需立足整体而非仅仅体用。文化是人类建构社会与安身立命的秩序依据，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文化是认知与情感合一的地图，既助力认识改造世界，也承载心灵安放，需实现规律与情感的统一。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便是典型，体现了将人融入世界的规律。文化的体是以物质为核心的物质与精神混合体，是有机体的体，它以物质世界为核心，形成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在相同社会发展时期文化有基本相同的体，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达。不同发展时期文化的体用会发生根本变化，需要把握不同时期的体用本性，并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
马寅卯研究员的报告是《浅议哲学专业期刊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他谈到，当前期刊主动设置议题的比例在减少，综合性期刊多按一级学科设栏，专业期刊则以二级学科划分栏目，这种方式虽有便利，但加剧了学科壁垒。当下跨学科交流困难重重，不仅一级学科间难以跨越，二级学科间的壁垒也难以突破。期刊若想有所建树，虽短时间内彻底打破二级学科框架不现实，但可围绕具体话题组织讨论。他认为，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自主概念需具备可通约性，否则难以推广讨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平衡自主性与国际接轨，既要推动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也要吸纳世界哲学的有利因素，将本土议题转化为可国际对话的学术语言。期刊应发挥辨识力，促成有价值的原创概念稳定下来。专业期刊应坚持问题导向而非文献导向，强调深度优先，以学术增量为核心评价标准，同时通过开设争鸣、书评等栏目建设学术共同体。
洪晓楠教授在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的学理性阐释”为题的报告中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原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首先，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十个明确” 首条即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十四个坚持”均贯穿这一核心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置于首位。其次，从这一原理形成的现实来看，建党前后党就开始争取和改进文化领导权，抗战时期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执政条件下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与西方文化冲突中牢牢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新时代坚持“两个巩固”，并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再次，从原理形成过程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之后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形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中就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最后，从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个部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涵盖对这三方面文化的领导，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至关重要。
袁祖社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新全球化时代人类知识的公共性危机与民族文化生活共同体重建的实践进路”。他认为，文化自信问题、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及文化主体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既要避免普遍主义的理性偏知，也要克服特殊主义。首先，人类知识面临公共性危机。全球化新阶段，面对复杂现代性境遇或多元先天语境，人类文化知识的生产逻辑受多种外在性要素的深度重构。化解全球化、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至关重要，否则可能冲击文化根基。与此相适应，知识生产的公共性问题已成为审视和确证文化认同、社会整合和文明进步的核心问题。其次，新部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时代共同体的疏离，是民族文化生活共同体及文化主体建设实践的困境。两种力量交织叠加、冲突纠缠，使传统民族生活共同体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后，民族生活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之间的关联是重要的理论问题。知识公共性指知识在生成、传播、应用过程中固有的指向公共利益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福祉的本质属性。文化生产是遵循特定逻辑展开的系统性过程，在权力场域中完成合法化，同时面临技术性变革挑战。与经济、政治实践相比，文化实践主体更多样，参与性、自主性更突出。基于地方性知识叙事和文化认知的张力，民族文化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及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要获得长远生命力，不仅需发现真问题，更关键在于缜密界定问题，明确文化思考与实践的主题。
马文保教授报告题目是“文化自信的话语背景、基本内涵和现实要求”。他分析了文化自信缺失的原因。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使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被解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日渐衰退，对外来文化愈发仰慕推崇。如今多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并不熟悉，日常使用的概念、体系多源自外来文化，即便研究相关领域也多依赖外来概念表达。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兴起，全球化迅速发展，大量外来文化元素涌入，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被解构，形成多元文化并存局面。人们难以区分自身与外来文化，不清楚该接受何种文化，精神陷入彷徨无助，外在表现为消沉、不满与抱怨。传统被碎片化，新文化体系未建立，精神缺乏根基，自然无法形成自信。传统文化对多数人而言只是概念，既不了解具体内容，也分不清精华与糟粕，即便少数有了解的人，理解也可能截然不同。如今多数人对外来文化的认知并不比对自身文化多，推崇多出于好奇时髦，而非理性判断，不健康的文化因素正潜移默化改变国人精神。当前，确立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培育，需要让人们明确值得自信的文化具体内涵，才能摆脱空谈。
强乃社编审报告题目是“卡西尔文化哲学概念新探”。他对文化哲学的概念、研究路径以及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文化哲学在德文语境中具有较系统的理论基础，而在英文世界中缺乏统一的概念框架。他将欧美国家的文化哲学研究划分为欧陆、英美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三条路径，并强调新康德主义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最为清晰，是文化哲学的重要理论源头；随后重点介绍了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思想，指出卡西尔以符号形式为核心，将世界视为人类的符号化建构，强调文化符号形式是对世界的自由创造与表征，而非简单的符合论。卡西尔的文化批判属于观念论和先验论，并强调生命、生活与精神活动的多样性，也对后来的生活世界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强乃社编审比较了卡西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与胡塞尔、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之间的差异，并谈到马克思以生产和劳动为核心的生产劳动理论，以及新康德主义及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的理论张力。他认为，国内学界对卡西尔《人论》的解读存在一定误区，需要在观念论和先验论的框架下重新理解其思想。
蒋红雨教授围绕“数字技术的技术文明史反思”这一主题，从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数字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双重影响以及应对技术挑战的文化路径三个方面，对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展开了探讨。首先，他通过对技术哲学史的梳理指出，技术对社会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他引用埃吕尔、芒福德等学者的观点，强调19世纪以后技术才呈现出自我增值、渗透全球的特征，而当前的数字文明只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应摒弃对新技术的盲目崇拜，从历史中汲取对未来的启示。其次，他分析了数字技术智能化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他指出，虽然数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引发了“数字异化”“算法控制”等问题，甚至导致人与机器关系的倒置（如“弗洛伊德式人偶”的隐喻）。他强调，在数字技术反思中有必要引入文化哲学视角。这一视角的核心在于关注技术对人的生存状况和主体性的影响，警惕技术悲观主义与盲目乐观主义。最后，他提出了“文化引领技术”的解决方案，主张走出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坚持审慎的乐观主义。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方向是社会斗争与价值选择的结果，应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的力量引导技术向善。
周来顺教授对俄罗斯文化哲学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进行了简要汇报。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为标志，是文化哲学研究的自觉时期，主要解决文化选择与文化主体性问题；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白银时代和欧亚主义为代表，重点探讨文化危机、文化演化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强调文化的精神性与个性；从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列宁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系统化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阶段，该阶段聚焦于文化启蒙与文化使命；苏联解体后，文化学与文化哲学研究占据重要地位，取代了原有的哲学原理功能，涵盖了对全球化、虚无主义等问题的广泛探讨。
孙建茵教授以“文化哲学的范式自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与理论界定”为题，从理论动因、本质规定与理论体系三个方面，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范式进行了系统阐释。首先，在理论动因方面，指出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理解为文化哲学，主要受到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什的启发。马尔库什在《一种哲学的失落》中指出，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德国传统文化哲学因概念模糊、界限不清而丧失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解释力，陷入理论危机。这一问题意识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探索新的文化哲学范式的重要动因。其次，在本质规定方面，通过与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比较，阐明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独特性。她指出，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往往将文化视为外在对象或社会子系统，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将文化视为人的生存本质的对象化，把人的存在理解为文化的存在，把人的世界理解为文化的世界。其核心问题是人之形象的文化建构，最终指向人的文化解放与自我生成。最后，在理论体系方面，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个维度勾勒了该范式的内涵。本体论上，确立了“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一命题，反对经济决定论与抽象人文主义；认识论上，以实践存在论为基础，强调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意义过程；方法论上，以辩证法和异化批判为核心工具；价值论上，将终极价值指向生存层面的解放，主张通过文化实践重构生存方式，实现人的总体性生成。总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通过集体性的理论运思，证明了一种能够把握人的本质、回应现代性困境的新的文化哲学范式是可能的，这一范式成为该学派自觉的理论选择。
惠鸣副研究员围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义”这一主题，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系统阐述。首先，他论述了中华文明现代性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建构。这一建构是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过程，其根本依据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他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改革开放后“三个面向”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的确立，以及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推动文化主体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其次，他论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三重维度。第一是自我主体性，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抵制文化殖民与文化自卑。第二是交互主体性，指出文化主体性必须在与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互鉴中实现，通过相互承认与尊重形成文明共生。第三是生命主体性，强调文化作为生命体必须不断创新，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中保持活力，并为个体生命提供意义支撑。再次，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意义：一是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树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典范；二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入新的纪元，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等级体系；三是开创中华文明新的高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先进文化与崇高理想的结合体；四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内涵重构，包括知识体系从“译本世界”向“原本世界”的转型，以及日常生活秩序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中实现的现代性重构。最后，他强调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对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他指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佳怡副教授阐述了哥鲁波维奇的文化危机理论。哥鲁波维奇将文化界定为人类建构意义世界的“符号宇宙”，强调文化是人类通过符号创造意义的动态实践活动。后工业社会中这一符号宇宙遭遇根本性危机，此种危机在技术文明与全球化交织下具有多维表征。一是标准化生产吞噬文化多样性，导致人的精神世界扁平化、碎片化；二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引发价值虚无与认同危机，消解普遍价值与道德规范，使人陷入意义真空并转向虚拟世界逃避现实；三是日常生活中文化虚无主义盛行，语言交流贫瘠化，文化创造力衰退，人类生存陷入平庸化；四是全球化催生文化静态化与虚拟文化泛滥，单一资本主义模式强加于各国，跨文化交流流于形式，虚拟文化产品仅满足感官刺激，丧失意义建构功能。为了解决现代文化危机，哥鲁波维奇提出“文化作为桥梁”这一观点，以文化的“现实建构”与“乌托邦超越”双重维度为基石，既反映、建构现实，又承载着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的中介。其核心功能是实现人与社会的整合：为个体提供存在意义框架以获得认同与归属，通过共享价值体系促进社会整合、破解原子化困境，承载理想愿景以激励人类超越现实局限。
张灵馨讲师以“以道观之的哲学意蕴与文化特质”为题，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出发，围绕“以道观之”的认知方式、价值重构与审美拓展三个方面展开系统阐述，提出“以道观之”不仅是一种认知方法，更是一种存在境界，体现了道家将本体思考、价值重构与审美超越融为一体的思想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观照方式。
尚人博士围绕“数智时代主客体统一性的文化重建”这一主题，结合哲学理论与现实场景，阐述了数智时代主客体关系面临的挑战，尝试探讨了文化重建的逻辑依据及具体路径。
（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求是学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