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CZX029），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杨少涵、董卫国、周海生、刘光胜、魏衍华。

儒学之为儒学，关键当然在于孔子之思想创造。但是，平心而论，儒学生命力之所在，端在于孔子之后历代儒者对孔子与儒学思想的不断诠释。可以说，一部儒学史便是一部诠释史，其中既包括对四书五经的经典诠释，也包含对孔子思想的义理诠释。以孔门后学为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学正是这一阐释、诠释历程的开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阶段。可以说，孔门后学构成了早期儒学在孔子之后的第一次诠释主体。但是，以往的早期儒学史研究基本呈现出“孔—孟—荀”三段论的化约式论述格局，将丰富多彩的孔门后学的思想诠释成果遗漏掉了。这不能不说是早期儒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新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弥补这一儒学发展链条重要环节的契机。很多学者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建议，这确实是在简帛文献问世后，以往所不得见的先秦文献的出土激活了大量传世文献，诸多学术史疑案渐渐得以破解，使得学术界开始反思以往学术史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视野的必然要求。但是，关于简帛文献的研究，以文本编联和释读为主，通过文本进行思想诠释的虽日渐增多，但是仍然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阐释上，尚未能够系统地用来构建整个早期儒学史，这也是有待开展的研究工作。

因此，充分利用简帛文献资料，重新厘清传世文献，对孔门后学这一被忽略的早期儒学发展链环予以研究，给予新的定位，这是该项目研究的目的。通过这一梳理、诠释工作，为重写早期儒学史奠定坚实的基础，则是该项目研究的意义所在。

该成果利用二重证据法，对有关孔门后学的文献予以综合分析，研究文本的时代及学派属性，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借用诠释学理论的视角，对孔门后学在不同层面对孔子儒学思想的多元诠释予以辨析、梳理；采用学术史与哲学史、社会史相互为用的方法，研究孔门后学在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诠释时何以出现多元嬗变的背景问题，以正确把握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背景的互动关系。

该成果主要从三大角度，分三大部分共计六章内容予以展开。

第一个是从文本学文献学的角度，探究孔门弟子后学对儒学所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即第一章的内容，主要考察孔门后学与孔子言行文献的整理。立意和思路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孔门弟子后学，对于儒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孔门后学对儒学的早期诠释，首先就体现在他们是“逼显”出孔子“儒学思想”的“提问者”，塑造和建构孔子“儒学思想”的“记录者”与“整理者”。孔子创立儒学，其实是在与弟子的互动中完成的。孔子的思想创造和阐释，离不开孔门弟子的“参与”。孔子本人志在弘道救世，如果没有了孔门弟子的“提问”，很难说孔子会留下这么多为后人所珍视的思想表达。孔门弟子后学对儒学的早期诠释，首先就体现在他们是孔子儒学思想的直接催生者和直接参与者。进一步讲，如果没有作为“记录者”“整理者”的孔门弟子后学，世人所能见到的孔子言行文献也不会是这样的面貌。孔子言行文献有赖于孔子弟子的记录而留存，但是如果要更好地保存、传播孔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就不得不对所记录下来的大量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汇编乃至精选加工。作为“记录者”和“整理者”的孔门后学框定了后世理解孔子和儒学的文献内容，很大程度上框空了儒学的论述框架，影响着后世对孔子、儒学的理解。通过考察《论语》的成书问题，可以看出《论语》是孔门弟子后学出于纪念恩师、传播孔子思想而编纂的孔子言行文献集，这些文献根据一定的编辑原则进行了选择、加工，并不是原始的笔记文献，这就警示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需要充分考虑文献编纂者的立场、用意及其水平。这一视角是以往的研究所未能真正措意的，可以视为该课题在研究视角上的创新。

第二个是从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的体知、体证和践履的角度，来把握孔门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亲见亲力亲为者如何通过生命践履来“诠释”儒学。这一部分主要体现在第二章中。儒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异，便是它并不是知识性、思辨性的哲学，而是“生命的学问”，属于引导性哲学，强调体知和体证。因此，对于儒学的诠释，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诠释这一个层面，而有必要转换视域，从“生命诠释”这一新的视角，通过作为“践履者”的孔门弟子颜子和曾子如何在孔子思想和人格影响下，以自我生命去实践、诠释儒学精蕴的两个个案的考察，来突出儒学的生命化、实践化特征，呈现孔门弟子后学在为己之学、内圣践履方面取得的成就。西哲利科认为：“诠释学的任务就是重建全部各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作品从生活体验、实际行动与痛苦经历的暗淡背景中脱颖而出，由作者赠给读者，后者接受了作品，因此改变其实际行动。”我们将之转换到早期儒学中去，则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他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将六经所蕴含的意义“赠给读者”，孔门弟子作为“读者”，“接受了作品，因此改变其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的就不仅是孔门弟子后学对六经及孔子儒学思想的不断诠释与创新，更多的是直接影响到孔门弟子后学的生命理解和生命践履。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儒家哲学研究所忽视的。本课题根据儒学本身特质，结合诠释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诠释”的概念，以彰显中国诠释史的特点，这是我们所做的一次理论提炼的尝试。其成立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验证。

第三个角度则是重点考察孔门后学在义理层面对孔子思想所展开的哲学诠释，进而把握早期儒家哲学发展和演变的内在理路。这一部分包括了第三至第六章的内容，首先对孔子在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和政治论等四个理论领域所确立的儒学基本内涵进行了梳理和辨正，廓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误解和曲解，使孔子思想得以更为体系化地得到理解，进而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孔门弟子后学在上述四个领域所做的进一步发展、诠释进行了重点梳理。众所周知，哲学史家张岱年曾将中国哲学内容划分为五个部分，即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而同时指出中国哲学中知识论即方法论颇不发达。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我们对早期儒学的探究，就主要从天道论、人性论、修养论和政治论等四个层面入手。天道论作为形上的根据，人性论作为人性的依据为修养论、政治论奠基。修养论关乎内圣，政治论涉及外王。而儒学作为一种“内圣外王”的体系，恰恰是涵括这四大领域的学理探究与实践的。

作为儒学的奠立者，作为儒学之源，孔子思想博大精深，然而又具有初创者的复杂性和混沌性、丰富性和多歧性，这就为其孔门后学朝向不同路径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四个领域在孔子思想中虽然都有体现，但也呈现出圆润而混沌的特征，需要后来者从各个层面予以诠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孔门弟子后学的不断诠释，儒学也就无法得以真正展开。

过去学界普遍质疑孔子存在天道观念，这是一大误解。其实，孔子对天道观和天命论都有论说，后者偏重继承，前者属于创新，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孔门后学分别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发展：一个是《易传》《中庸》等作者对天道观的诠释，另一个是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和思孟学派对天命论的新诠释，前者可以称之为“时命观”，后者则可以名之曰“性命观”，都极大丰富了孔子在这方面的思想。

人性论是儒学的核心性话题，但是学界一直强调，孔子对人性论尚未有深入思考，其实抛开偏见，全盘考察，系统辨析，就会明白孔子是“隐性的性善论者”。孔子的人性论具有模糊性，导致其后学对人性论的理解颇具多元化色彩。从郭店楚简等所呈现出来的儒家早期人性论是复杂的，但这并不表明其论述是深入的。其实，只有到了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才真正地对人性论问题较为成功地做了诠释，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提供了人性依据。

修养论是儒家内圣之学的中心。孔子的修养论主要体现在其仁学、礼学和君子观、圣人观等方面。对照大小戴《礼记》等传世文献及郭店楚简等出土简帛文献所记录的孔门后学的修养论资料，可以发现在孔门后学之中，曾子学派和思孟学派在这一论域的成就最大，对后来儒学的发展影响也最巨。这从一个层面说明宋儒对道统的认识，对曾子学派和思孟学派为儒学正脉的肯认和推崇，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说内圣是儒学的基础，那么外王则是儒学的鹄的。修身并不是儒家的归宿，天下的太平有序、和谐安宁才是孔子所关注的。孔子的政治哲学涵括王道思想、教化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民本主义等若干层面，而孔门后学对此有继承有发展，通过传世文献大小戴《礼记》、《四书》和出土简帛文献如郭店楚简《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唐虞之道》等的细致剖析，可见孔门后学身处春秋战国之际那种动荡、失序、无道的现实，在与诸子百家思想的互动互竞过程中，对孔子政治思想在不同侧面进行因革损益、创造性诠释的努力。

贯通“天人之际”，辨别“人性善恶”，重在“修己安人”，这就是儒学的内在结构。通过对孔门后学在这四个领域的不断诠释和演变，我们可以把握早期儒学的主要精神特质。

该成果属于中国哲学史的基础研究，其成果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其学术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第一，该课题通过全面搜集、重点梳理，揭示早期儒家哲学的复杂面向、多元嬗变的内在脉络，进而把握其多重“分化—整合”的发展理路，以及不同学派之间互竞互融的网状关系，对于孔门后学在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使得早期儒学的面貌更加清晰，这对厘清先秦哲学、学术的整体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重写早期儒学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通过对早期儒学多元诠释的考察，有利于学术界和理论界更加开放地理解儒学、理解中国文化，积极推动思想与当下社会的互动，充分汲取各家优秀思想成果，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中华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