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史

山东理工大学巩曰国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子学史”（项目批准号为：12BZX03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杰、张艳丽。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管仲是春秋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管仲身后，管仲学派成员继承并发挥管仲的思想学说，完成了《管子》的编撰，构建了管学思想体系。《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子书，在哲学史、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学说或隐或显地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管仲富国安民、尊王攘夷思想，在历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该项目研究管学的形成史和管学的流传研究史，探讨管子学术史上的疑难问题，总结历代研究成果，梳理管仲与《管子》历史地位变化的轨迹，以推动管子学研究的深入，为古代哲学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做一基础性工作。《管子》为先秦诸子之巨帙，以内容宏富著称，其中可见各家各派学说之踪迹。该项目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诸子学派的认识，探究各学派相互交融影响的轨迹。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管学的一些思想诸如以民为本、工商并重、百年树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与我们的时代精神若合符节。该项目的研究，对于充分发掘管学的思想价值，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以时间为线索，全面系统研究管学的形成史和流传研究史，主要内容如下。

（一）管学的奠基

管学思想体系形成于战国时期，以《管子》书为载体，而其奠基则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前期。管学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其核心是治国学，富国强兵是其目标。诸子百家学说均“务为治”，管学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这是由管仲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春秋时期，管仲相齐，继承和发展开国之君姜太公的治国方针，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治国方略是管学体系的基石，直接影响了管学的面貌。管仲做人不拘小节，做事不拘常法，灵活务实，通权达变。后人继承并发扬管仲的这一精神，将之贯穿于管学体系之中。礼法并用是管学不同于邹鲁儒学和三晋法家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是从管仲的尊礼重法继承而来的。管仲的顺民富民、尊贤尚功是管学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

（二）《管子》的编撰与管学的形成

《管子》是管仲学派成员代代累积的文章汇总。稷下学宫的建立，为管仲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早期管仲学派成员结合时代要求，对管仲的思想事迹进行整理总结与阐发，编撰了“经言”“内言”诸篇。“经言”主要是理论的总结，“内言”侧重于事功的整理，二者构成了《管子》最基础的部分。齐宣王到湣王后期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来自各诸侯国的学者，各家各派在这里讲学、争鸣，互相交流，使之成为“学术思想大交流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管仲学派受到其他各派的影响。“外言”“短语”“区言”“杂篇”中，有的偏重论法，有的偏重论兵，有的论道家黄老，有的讲阴阳五行，有的有儒家倾向，有的论经济，还有的论土壤水利。它们是管仲学派内部各支派继承并发展“经言”思想、吸收外来学说编撰而成的。齐湣王后期，骄横独断，稷下先生纷纷离去，齐襄王、齐王建时期，稷下学宫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盛况。这一时期，讲学授业成了管仲学派的主要内容，“管子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管仲学派继承管仲的思想，注重经济问题。管仲学派后期，发展形成了专门研究经济财政问题的一派“轻重派”。“管子轻重”就是轻重派的理论贡献。管仲学派编撰《管子》，构建出管学思想体系。管学思想体系根植于齐文化沃土，以务实变通为基本精神，呈现出与孔孟儒学不同的文化风貌。

（三）战国秦汉管学的流传与影响

管仲是春秋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不朽的功业为人所敬仰，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也为人津津乐道。春秋末年至战国，诸子蜂起，管仲是各家各派关注的对象。对于管仲尊王攘夷的功业，各家都给予了肯定，但由于时代和立场的不同，各家称述管仲的角度不同，对管仲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各家对管仲的不同评价，反映出管仲历史影响的多元性。自战国末年，《管子》就已经广泛流传。但与其他古籍一样，当时《管子》的各种传本篇章分合无定。直到西汉末年，刘向校定《管子》86篇，才确立了今本《管子》的面貌。《管子》融汇各家学说，具有明显综合性，符合汉人对道家的认识，由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

（四）魏晋至宋元管学的流传与影响

魏晋至宋元间，《管子》以写本和刻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人们在研习借鉴《管子》学说的同时，也多就其著作年代、作者及治国理论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管子》的探讨往往与对管仲的评价交织在一起。魏晋至宋元时期，人们对管仲的生平、功业、思想与人格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魏晋至隋唐时期，人们对管仲的传奇人生经历和伟大功业多有赞颂，虽然有人指摘管仲的品格，但总体上对管仲持肯定态度，认为管仲是一流人物。宋元时期，管仲的治国方略与功业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也有很多人对管仲提出强烈批评，乃至认为管仲是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之人。对管仲否定评价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宋元时期很多学者对管仲极力批评，但官方的武城庙中，管仲的地位却日益提高，这反映出对管仲评价的复杂与多元。

（五）明清时期管学流传与《管子》研究

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业繁荣，《管子》出现了众多刊刻整理本，有白文本，有注本，有评点本，还有众多的节选本，清代还出现了大量校释考辨著作。相关文献的刊布，大大促进了《管子》的传播。明代学者对《管子》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朱长春《管子榷》援道释管，梅士享《诠叙管子成书》以儒论管，最有代表性。清代学者在《管子》整理与研究方面用力很多。清代《管子》研究上承宋明，下启近代，在文字考据、训诂方面成果丰硕；而学者对《管子》治道思想多所阐发，思想义理的解释远超前代；《管子》的分篇研究特别是《弟子职》的研究也成为学术发展的一大亮点。明清时期，人们围绕“管仲器小”“管子不死子纠”“四维论”“轻重论”展开了热烈讨论。虽然有些学者依儒家正统观念对管仲提出批评，但较宋代要温和许多。明清时期，管仲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促进了管仲形象在民间的传播。

（六）《管子》在海外的传播——以日本为中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自古文化交流频繁。奈良至平安时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写本随遣唐使东传日本。后来，《管子》的刻本也传入日本，并被各藏书机构收藏。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广为流布。《管子》东传日本，使得部分《管子》珍贵版本得以保存，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释著作，也成为《管子》研究及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晚清以来《管子》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发生巨大转变，该成果对此进行了总结。一是西学影响下人们以现代学科划分对《管子》思想进行多维度阐发，二是《管子》著作年代研究经历了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变迁，三是考古发现为《管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四是《管子》研究走向国际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对管子学术史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管子》的成书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该成果提出《管子》成书“三阶段说”：“经言”与“内言”是早期管仲学派成员对管仲思想功业的整理与总结，“外言”“短语”“区言”“杂篇”是稷下学宫兴盛时期管仲学派成员借鉴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编撰而成，“管子解”和“管子轻重”出自后期管仲学派成员之手。管学思想体系内容复杂，其中既保存有春秋时代管仲遗说，也存在秦汉时代的痕迹，但其主体应该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齐国。

第二，学界对《管子》思想体系有不同的认识，该成果认为《管子》以管仲的思想为主导，有着统一的思想体系：从纵向看，管学思想体系是以管仲思想和功业为源头，根据战国时代需要，在稷下学宫熔炉中不断融汇吸收儒、道、法、兵、农、阴阳等各家各派思想而形成；从横向看，管学思想体系是以管仲思想理念为核心，围绕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而展开的富国安民的治国方略。管学思想体系根植于齐文化沃土，以务实变通为基本精神，呈现出与孔孟儒学不同的文化风貌。

第三，《管子》的学派归属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该成果认为《管子》应属于道家。《管子》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富国安民为目标，吸收儒、法、兵、名、农、阴阳等各家思想精华，顺应时变人情，融汇众家学说，是黄老道家的代表著作，《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归入道家是完全合理的。后人以《管子》为法家、为杂家、为齐法家，或不属于任何一家，均由不明道家发展流变、不明汉代学术背景所致。

第四，汉代至清代，士人对管仲与《管子》多有评说，该成果将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各家对管仲与《管子》的不同评价，分析不同评价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指出宋代部分学者对管仲与《管子》多有贬抑，除了受到孟子的影响，还与宋代理学思想的成熟有直接关系。明清时期，《管子》研究成果众多，该成果对该时期学者对《管子》的考辨、校勘训诂、解读与评点进行总结，指出朱长春《管子榷》援道入管的特色。

第五，《管子》在海外的传播，学界关注不够。该成果考证《管子》至迟在奈良时代（710~794）早期即唐玄宗开元初年传入日本，在新罗统一三国之前《管子》传入朝鲜半岛，并对《管子》在日本及朝鲜半岛的收藏与刊布情况进行了梳理探讨。

第六，学术史的写作有“学案式”和“通论式”，前者注重个案分析，后者注重学术演变。该成果努力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先列举分析文献中关于管学发展流传的记载和学者文人的相关论述，再在此基础上梳理管学的流传和影响，并结合时代学术思想探索管学发展流传的规律，努力做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