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

吉林大学白刚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BZX02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吕鹏、李娟、李德炎、吴留戈、付秀荣。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迅速发展，政治哲学也随之重新兴起。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反省和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这使得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但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和阐释中，也存在许多误解、歧解和肤浅之解，这就需要我们在“回归传统”、“解读文本”和“反思现实”的基础上，特别是结合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对其政治哲学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解读和研究，力求在“资本和自由”的“张力关系”中，对其本质和内涵做出合理的阐释和澄明。在今天“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资本时代”，对这位最关注人类苦难和追求人之自由的“千年伟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有效的马克思理论资源，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促进政治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处理的是城邦事务，它追求和反思的是如何建构最佳政治秩序和过最幸福生活的问题。所以，政治哲学在本义上就是对政治事务的哲学关注，或者说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和处理政治事务，它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政治哲学发挥和凸显的是哲学的“批判性”、“规范性”和“引导性”意义。应该说，政治哲学自诞生之初的这一“本义”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在20世纪后期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哲学的政治转向”及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诉求凸显，国内政治哲学也逐渐兴起，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哲学正在走向“政治哲学”。而马克思作为“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其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显学，从而一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哲学”阐释道路也开辟出来。实际上，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我们绝不能也无法忽视和绕过的，仍然是“骨子里”就是一位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当代政治哲学无论是探讨商品、货币、资本等问题，还是研究阶级、国家、革命等问题，以及关注自由、正义、解放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绕开”或“无视”马克思的存在。可以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实际上创建了一种解放的和普世的政治，这种“政治”开辟了一条从“观念政治论”到“劳动政治论”、从“解释的政治”到“批判的政治”转变的新道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是罗尔斯而是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轴心式的转折”——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的转向。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未特别精雕细刻，只有一些“结论性论断”，但他的这些“结论性论断”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甚至“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所以，当代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都必须解释政治理论和政治规划应该如何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而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和完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二 突破“资本牢笼”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根本上就是突破“资本牢笼”而走向“自由之途”的过程。马克思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外在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实际上是“资本”代替上帝作为“非神圣形象”的一统天下。作为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逻辑在根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和现实运作中，它既体现为“实体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体现为“关系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体现为“观念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说，资本逻辑本质上就是“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的“新三位一体”。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最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是从破解“资本之谜”开始的。

在古典经济学这里，资本主要是作为“可感觉物”而存在的，这实际上是对资本的“物质化”和“实体化”理解，它只抓住了资本的“躯体”，而忽略了资本之为资本的“灵魂”——物质表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深入历史当中，既抓住了资本的“躯体”（内容），又抓住了资本的“灵魂”（形式），最终把握了资本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物”的充满张力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进而破解了“资本拜物教”之谜，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由“自体”到“自反”的发展趋势，从而开辟了一条“超越资本”而走向“自由”的现实性道路。“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革命”是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作为政治形式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的手段。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反抗“资本统治劳动”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创造财富”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财富”为核心内容的“劳动价值论”，这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自身难以逾越的“两个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两个教条”的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从而实现了从“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的转变，最终找到了解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和经济学最复杂问题的“钥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不是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剩余价值论”，而是用“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劳动价值论”。正是借助“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资本论》才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也实现了“政治哲学”的革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而是“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因此它就是通过“劳动解放”而实现“人之自由”的政治哲学。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虽然斯密真正把劳动与财富联系起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赋予了劳动以现实性维度，但斯密仅将劳动当作实现资本增值的手段，故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陶冶事物”的意义上，黑格尔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但黑格尔唯一承认的只是“精神劳动”，他的劳动观只是对斯密之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虽然他赋予了劳动以超越性维度，却把劳动的客观性仅看作是其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所以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看不到“劳动的消极方面”。马克思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看到了斯密劳动创造价值的现实性，又借鉴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精神劳动的超越性，在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解剖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而揭示和论证了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的全面意义，从而建构了取代“财产政治经济学”和“精神现象学”而实现人之自由个性的“劳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突破“资本牢笼”而走向“自由之途”的政治哲学。

三 走向“自由之途”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终生都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由之子”，马克思对“自由”及其实现有着相互关联的“三步曲”。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宗教神权”统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也即通过“服务哲学”来唤醒“自我意识”而实现的“哲学自由”；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封建王权”统治的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也即通过“出版立法”来保障政治权利而实现的“政治自由”；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认识到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追求彻底摆脱“资本”这一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统治的人之“个性自由”，也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而实现人之个性全面发展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作为马克思思想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共同的理论取向就是追求人之为人的“理性自由”。但古典哲学受其“观念论”影响，看重的是“精神自由”，其自由仍然是“虚化”的；古典经济学受其“经验论”影响，看重的是“经济自由”，其自由仍然是“物化”的。在二者之间自由还存在一个需要弥合和超越的“张力”。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既超越了自由的“虚化”，又超越了自由的“物化”，进而建构了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最终走向了自由的“现实化”。

在走向“自由之途”的过程中，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原则与其生产方式之间的“四个悖论”——劳动价值论悖论、私有制度悖论、自由平等悖论和功利主义悖论。资本主义的这些社会基本正义原则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与对立。而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恰恰是从这些“悖论”之中逐步展开自身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并非天然合理。马克思是借助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所谓“资本正义”来揭示和论证雇佣劳动制的非正义，并主张废除雇佣劳动制，把劳动时间及其产品还给劳动者来实现“劳动正义”——“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实现了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正义转向”。

在马克思政治哲学这里，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的政治哲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都是现实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哲学的开启，政治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统一，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资本论》所实现的从价值规律到剩余价值规律、从商品交换到阶级斗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就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转向”。这体现的实际上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

在实质而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为之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论”和“守夜明灯”，它仍然是雇佣劳动阶级的“圣经”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助产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真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解放和自由之路，他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如下。

其一，还原和凸显了马克思真实的“政治形象”。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揭示和论证马克思所实现的“政治哲学转向”，并在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中，澄清和消除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误解，还原和凸显马克思真实的“政治形象”。其二，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借鉴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追寻“自由”的丰富理论资源，发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在“资本与自由”、“资本与劳动”、“资本与正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张力关系中揭示和展现马克思政治哲学对“自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答”的独特理论贡献。其三，推动和促进了当代政治实践的发展。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和对“自由”的追寻中，为当代政治实践提供有效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资源，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促进政治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