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艺学视野下的陕北盲说书人研究

延安大学孙鸿亮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俗文艺学视野下的陕北盲说书人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W125），最终成果为专著《民俗文艺学视野下的陕北盲人说书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曹伯植、光意宁、程琴、李军锋。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陕北盲说书人是行走在黄土高原上的故事歌手，是我们的荷马。从清康熙十二年（1673）《延绥镇志》所载“刘第说传奇”算起，陕北盲人说书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20世纪40年代，著名盲说书人韩起祥（1914～1989）被发现，经过“改造说书人”，陕北盲人说书登上延安文艺的舞台，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张俊功、王学师、刘绪旺、党福祥、田治枝等一大批著名盲说书人走遍陕北的山山峁峁，传承着古老的传统，陕北说书成为一个时代陕北人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2006年5月，陕北说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写入“文化记忆”的网络。

该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把陕北盲说书人纳入当代民俗文艺学研究视野，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发掘陕北盲人说书的历史文化意蕴和口头传统的独特价值，增强学术界对于陕北说书的认同。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以陕北盲说书人为研究对象，研究盲说书人，又离不开其职业和主体角色，因此，该成果研究把盲说书人行艺作为考察的重点，在追溯盲说书人口头传统的起源、勾勒陕北盲说书人的传承脉络和门派谱系的基础上，借助大量田野材料和当代民俗学理论视角，全面记录和描述盲说书人从拜师、学艺到行艺的过程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图景，重点分析盲说书人口头艺术表演的特征。该成果除导言外，分作7章，约24万字。

首先是研究的起点和研究对象的“定位”问题。导言追溯说唱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流变，将中国古代“诗赞系”说唱文学划分为宗教口头传统和盲说书人口头传统两个系统。宗教口头传统主要包括唐代变文和宋元以后的宝卷，其讲唱主体是佛教法师、都讲、俗讲僧和民间教派僧侣，通常在佛教寺院和法会道场等宗教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主要目的是讲经说法，追亡荐福。盲说书人口头传统以民间盲艺人为说唱主体，是男女瞽者“以觅衣食”的手段，主要包括唐五代词文和莲花落、宋代陶真、元明词话、清代鼓词和弹词。陕北盲说书人是中国本土“巫瞽传统”的遗存和盲说书人口头传统的延续，与变文等宗教口头传统没有直接源流关系，但却受到明清以来民间教派宝卷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在民间宗教信仰仪式中的艺术表演。从地域历史文化特征、内部分布和门派、表演形态和现存传统书目看，陕北盲人说书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研究意义，是蕴含丰富的活态口头艺术的“宝藏”。该成果主要借鉴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两种当代民俗学理论方法，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描述和分析陕北盲说书人口头传统的特征。

第一章“三皇说”及其相关问题之考察，从陕北盲说书人和民间普遍流传的“三皇”创始说书的传说入手，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和分析，结合“皇”的本义和新发现的《三皇遗训》抄本，探讨盲说书人口头传统的起源和“三皇”信仰的形成，进一步阐明盲说书人口头传统起源于上古巫瞽，流落民间的先秦瞽矇奠定了后世民间说唱文学的主体角色。认为“皇”的本义“乃古代大巫之号”，“三皇”原非特指，而是泛指上古“神巫”或“萨满巫师”，盲说书人的祖先所谓“古之神瞽”亦属于“皇”之列，这也是后世盲说书人信奉三皇的原因所在。民间盲说书人三皇信仰形成于唐代，陕北流传的“三皇说”和现存的三皇庙（殿）保存了古老的历史记忆。

第二章陕北盲说书人的传承脉络和门派谱系，从记忆中的老一代盲说书人开始，借助大量口述材料和相关文献，勾勒清代、民国以来陕北盲说书人的传承脉络，除了韩起祥、张俊功两位代表性盲说书人外，详细介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县说书训练班和盲人曲艺宣传队的情况，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持续存在了20多年，对当代陕北说书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最后，简述4位新生代盲说书人的门派谱系。

第三章拜师·学艺，拜师是盲说书人进入口头传统的起点，也是其身份再造和认同的过程。传统盲说书人的拜师仪式主要是跪拜三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陕北盲说书人的拜师仪式普遍简化。“过书”和“揣书”是盲说书人记忆书词和传统故事的方式。其中，揣书指盲说书人借助书套等传统要素和即兴创编，把听到的故事转化为表演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陕北说书“口头性”特质。

第四章到第六章都围绕行艺展开，是该成果研究的重点。第四章台口与仪式，民间活态陕北说书依附于宗教信仰仪式而存在，分为“家书”和“会书”，二者共同构成了盲说书人表演的场域和台口。“家书”亦称“个人书”“私人说书”，是指个体村民家庭举行的信仰和民俗仪式活动中的说书表演，传统“家书”分为口愿书、平安书、暖窑书。“会书”是指在会社组织的集体性信仰仪式活动中举行的说书表演，分为庙会书、醮会书、社书。台口作为特定语境中的表演事件（event），由请神、参神、安神、送神等固定的仪式程序和演唱书文构成，不仅反映了陕北说书“神圣”和“娱乐”的双重功能，并且是构成盲说书人表演模式性的维度。同时，台口与盲说书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具有稳定性和变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人际关系和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

第五章故事、文本和表演，是构成口头传统的三大要素。故事即说唱的“书”，它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单一叙事文本，而是蕴藏在说书人脑海中的故事类型的结构模式，只有通过表演，故事才能转化为具体的演唱文本。借鉴表演理论的观点，盲说书人表演过程中产生的演唱文本可借标定表演框架的交流手段来加以描述，本章接下来举例分析盲说书人演唱文本的构成，包括文言和飘言、韵辙和程式、套语和书套、刚口和喷口等层面。口头表演艺术独特的本质是“表演中的创作”，在口头诗学借重口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表演理论提出了新生性（emergentquality）的概念，认为口头艺术的表演具有新生性的特质，每一次表演都是一个“去/再语境化”的过程，是文本与语境一次新的重构。本章采用文本和表演兼重的方法，通过“从书面文本到演唱文本”“同一位盲说书人演唱同一个书目的文本”“不同盲说书人演唱同一个书目的文本”多个实例文本的比较，分析陕北盲说书人表演独特性和新生性呈现的一般特点，认为书面文本尽管受到盲说书人普遍追崇，但在表演中，他们不可能做到一字不差的复制；同一位盲说书人演唱同一书目所表现出的新生性最小；而不同盲说书人演唱同一书目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最明显。最后，简要分析盲说书人演唱文本的“缺陷”问题，指出这种“缺陷”是由程式化创编带来的，是口头艺术固有的特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宽容的态度。

第六章外艺，概括介绍了盲说书人从事算命、保锁、过关、扶运和安土的情况。这类活动和仪式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是盲说书人传统的谋生手段，充分体现了盲说书人“巫瞽合一”的角色特征。

第七章陕北盲说书人的生活图景，简要描述了几位盲说书人真实的生活情况，借以引起对盲说书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和思考。

三 成果的价值

第一，拓展口头传统研究的范围，丰富口头传统研究内容。该成果借鉴国外当代民俗学理论方法，本身就蕴含着将古老的陕北说书纳入当代民俗文艺学研究视野的努力和尝试。更宏观来看，在国内对于相关理论的运用主要集中于蒙古族史诗、藏族史诗以及敦煌讲唱文学的背景下，该成果借鉴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研究陕北说书这一活态传统说唱文学，无疑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第二，在继承郑振铎、叶德均等前辈和当代学人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古代说唱文学存在宗教口头传统和盲说书人口头传统两个系统的看法，厘清二者各自的源流演变。并借助相关文献和“三皇说”的历史还原，对中国古代盲说书人口头传统起源于上古巫瞽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观点尽管有待学术界争鸣和进一步完善，但对于探讨中国说唱文学的源流演变将起到一定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