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小说史论

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小说史论》（项目批准号为：14AZW013），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近代小说史论》。

该成果承续《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而作。前书以从国内外图书馆拍摄的约40万张照片资料为基础，涉及创作与翻译、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观点、官方文化政策、书局与报刊、创作地域分布及读者意见反馈等多个层面，以丰富的信息立体而连贯地展现了近代小说的演变过程，其中大量资料为以往所未见，从未被著录的小说有千余种。该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写作，在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支撑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一 研究模式具有较强的诠释功能

以往对小说史的研究多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分析，所谓小说史往往也只是作家作品分析按时顺的叠加。按此方式研究，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与现象得不到完美的解释，有的长时间地悬而未决，还有些重要的文学事件与现象甚至未能进入研究视野。该成果运用了笔者经实践与摸索构建的研究模式：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动实体，它在创作、传播、理论、读者以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共同作用下发展，这五者都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并都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其余四者都是交叉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了小说发展体系。在一般情况下，小说发展体系处于平衡状态，而它快速发展时期，往往是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并趋于新平衡建立的阶段。

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两个小说发展体系面貌迥异，是介于其间的近代小说起了承接与开启的作用，它负责完成了由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这便是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近代小说的开始阶段与古代小说的面貌无异，其结束阶段则与现代小说平稳衔接，这意味着它先打破了原有的小说体系的平衡，经过震荡与磨合，形成了新的小说发展体系，而这一切完成于短短的72年里。随着外国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一些新事物进入中国，其中与小说直接相关的便是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以及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传统印刷业的近代化改造，使书价大幅度下降，以及新传播方式的逐渐普及，刺激了读者群的扩张，小说发展体系中这两个因素的变化，促进了创作、理论与官方文化政策的相应变化。近代小说发展由此展现了全新面貌，此时上海这一近代化大都市的崛起，以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的刺激，也加速了变化进程。到宣统朝，即近代的最后三年时，小说发展体系的结构及其状态显示已与现代小说体系相似，意味着近代小说过渡转换的使命的完成。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过渡转换，决定了体系内部震荡幅度较大，平庸之作众多、小说阅读市场进入无序状态的时间段内乱象丛生等现象的发生，这些都是近代小说研究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运用此模式，都可得到较好的解释。

二 以往未进入研究视野的问题受到关注

日报小说是近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约占整个近代小说的一半，由于日报传播面广，它刊载的小说的受众面也极为广泛。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许多年来却一直无人问津。原因首先在于资料的掌握。现存的近代日报分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寻觅不易，若要作整体把握则更难。其次是日报小说数量众多，须经梳理、归类分析，方能发现其整体性的规律与特点。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照片拍摄，掌握了近代79种日报上刊载的2653篇小说，按时间顺序与地域分布作排比分析，梳理了近代日报小说逐步繁盛的历程，并根据那些作品的特点以及读者的反馈，探讨了日报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特点。不少资料表明，日报小说之所以繁盛，是因为办报者发现了刊载小说可明显提升报纸销量，读者的欣赏习惯与阅读口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报小说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同时，它又受到报纸每天都发行这一条件的制约。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该成果的相关考察与论述，可补充以往这方面研究的匮缺。

在对报刊小说作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后，转载及其泛滥的现象便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由于以往缺乏对近代报刊小说的研究，此问题从未有人提出过。笔者在梳理近代报刊小说的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逐一比对，发现了转载的小说约800篇。该成果结合当时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总体态势，探讨该现象成因及其间规律。小说转载逐步蔓延的主要原因，是办报者需要刊载小说以提升报刊销量，而创作环节一时跟不上传播与读者两者的变化。办报者在稿源严重不足时，便以转载为应对之计。小说转载的地区分布、转载的类型与手法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稿酬制度逐渐形成与版权保护意识萌生，小说转载的泛滥开始受到谴责，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与作者队伍的培养、稿酬制度的完善等都密切相关，它展现了在小说发展体系内，创作与传播、读者等环节逐渐相平衡的过程。

近代小说单行本的盗版现象与报刊小说的转载问题相类之处，也是以往无人问津的领域。小说盗版现象古已有之，但在近代显得十分普遍与猖獗。这是由于出版业近代化技术提升导致书价下降，读者群不断扩大，对作品的需求量迅速猛增。此时，盗版可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利益的驱动使此现象迅速蔓延。受侵害者为保护权益作了种种努力，官府也给予一定支持。经过二三十年较量，盗版猖獗势头已被压制，近代小说传播领域的秩序也终于基本形成。从开始时的理直气壮到后来的暗中操作、变换各种手法，这一过程也反映了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总之，这也是从古代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转换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该过程同时反映了近代小说发展体系中传播、读者与官方文化政策等环节的变化。

三 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误判

由于未接触具体的资料，也可能是研究思想与方法方面尚有欠缺，以往近代小说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与小说发展实际不相符的误判，其中一些还影响甚大，似成定论。该成果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通过分析与系统考察，对此做了纠正。如“新小说”运动八年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举办过一次小说征文。过去美国学者韩南在未见征文的具体作品的情况下，便判断此为后来“新小说”先声，随后国内学者也在未见原始资料的情况下纷纷附和。即使那些应征作品后来被发现并结集出版后，原先的误判却仍在延续，此误判甚至还成为某些研究的前提之一。在逐一细读那150篇应征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该成果对那些作品的主题、内容以及表现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考察应征者之所以撰文的原因、稿件送达的方式等，又联系傅兰雅征文的宗旨、过程以及最后的评选，指出这是次依靠各地教会机构组织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活动，赞美上帝为其主旋律，应征作品内容与形式全都与后来的“新小说”无关。而且，这些作品当时也没发表，在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又如“小说界革命”确为近代小说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特别是它对提升小说地位厥功至伟。过去的许多研究都将此事件视其为文学上的一个突变，论述时过于强调梁启超个人作用，并认为其后的小说发展都在“小说界革命”影响的笼罩之下。但掌握了充分资料便可发现，在此前几年，“改良小说”主张与创作实践已有不少，有的理论阐述与后来梁启超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已几无差别。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是几年来各种论述与实践的综合归纳（其中也有他的贡献）。如果了解了那些年相关的理论阐述与创作实践，就会很清楚“小说界革命”实为文学发展渐进过程中的一环，而非突变。另外，梁启超强烈地突出政治而忽略小说文学特性的主张确在一时间得到过呼应，但“小说界革命”只是有过短暂的轰动效应，其影响很快消退。如果具体考察“小说界革命”后的创作，就可以发现诚如当时人所言：大家都打着“改良小说”的旗号，但作品内容却与此无关，更没人在实践梁启超的“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的主张。随后的创作实际上是在作纠偏，更有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梁启超的主张，认为是抹杀了小说的本质特点，妨碍了创作的正常发展。在这过程中，阅读市场根据读者意愿所做的调节也起了促进作用。没有接触到或没有深入分析“小说界革命”前后具体的创作与理论见解，是产生误判的主要原因，而这误判又会导致对近代小说最后十年创作走向与起伏态势的误判。

四 显示了系统的综合性考察的研究特色

在研究中坚持系统的综合性考察是该成果的重要特色，这须要以充分掌握相关资料为前提，否则就无法做到“系统”，“综合性”也无从谈起。以往的近代小说研究中，确有以部分考察替代系统把握，所得结论又试图覆盖全体的现象。如论及近代小说理论，常集中于“小说界革命”，且所论与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数十年的小说理论发展状况相割裂，又误以为其后创作与理论全都按照“小说界革命”的指引前行。该成果针对此情形，依据充分资料并结合各相关因素，描述与分析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变化全过程，其中一重要内容为以往研究未曾虑及，即印刷业近代化改造与新传播方式出现后，大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群的主体，出版者为牟利而迎合其好恶经营，使消闲、娱乐性的小说观在阅读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打破了原先以劝惩为主导的格局；同时，一些作者与评论者则在批判梁启超政治功利性的小说理论，主张小说回归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本性。在综合了种种相关因素后，对近代小说观变化状况方可有较全面系统的把握。关于小说专刊的研究也属于这方面的案例。以往的相关研究只局限于《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月月小说》等资料易得的几个方面，有些研究看似整体把握的面貌，但得到关注的仍仅限于那几家小说专刊，而且在论述中各家都仍以个体独立形态呈现，未见其间有机联系。该成果将现所知的23家小说专刊视为近代小说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各刊物实是该整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表现形态，都是它发展中的一环。以此观点为指导，具体讨论各个小说专刊的详情与特点，以及各刊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现已不存的几家则搜寻各相关资料作考辨，尽可能地显示其当年状态，在此基础上探究小说专刊的整体运动状态及其规律。考察分析不只局限于那些刊物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而且涉及编辑部的运行、刊物与主办书局关系、新作者发现、与读者的联系、销售方式与数量，刊物间竞争以及刊物与官方的联系等各个方面，以此综合而成的整体考察，更能凸显小说专刊在近代小说史上的重要性。

五 涉及了某些跨界研究

有两章可算是跨界研究，但又是近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内容。其一是近代翻译小说。它按学科分类应归于外国文学，以往研究只涉及个别译者，或若干部具体的作品。但当时翻译小说多为半翻译半创作的“译述”“意译”“演译”之类，其中不少创作的成分还相当大，就此而言，它应归入近代小说研究范畴。而且，翻译小说的流行，对改变读者阅读口味与习惯，影响作者创作思想与方法又都十分显著，脱离了这方面的考察就无法较圆满地解释近代小说各种变化的动因。该成果对1400多种翻译小说进行了梳理并作归纳统计，勾勒了翻译小说的问世先为点状式，后为连续运动的行进线索，展现其数量两次跳跃式递增，其鼎盛时甚至占有小说阅读市场80%的份额，但随后又直线下跌的态势。分析了书局为牟利迎合读者，在题材选择、稿酬标准制定等方面均有相应的刺激措施。单向式通道造成自著小说与翻译小说在数量上严重倒挂，翻译小说中则是侦探、言情两类独大，译者队伍混杂，译作不尊重原文等现象。最后则是有识之士的呼吁，特别是反映读者需求的市场调节，使翻译小说脱离虚旺的繁盛而回归正常的发展。与此相类似，该成果对分属文学与语言学的小说与白话作综合考察。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唤起大众救国成为迫切需要，而面对大众，只有使用白话宣传方可切实晓以情理，做到家喻户晓。于是白话运动渐起，同时提倡者意识到借助小说是推广白话最有效手段。该成果梳理了白话小说发展历程，探寻其行进走向的动因，分析白话小说流行遇到过的阻力，并发现热心提倡者艰于白话写作也是其中之一。传播环节在此期间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出版者为吸引文化程度不高者加入购买行列，也热情推动，以此增加利润来源，但为了不失去传统的读者群，他们又维持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在出版环节的平衡，此状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六 提供了研究方法尝试与持续研究的线索

在近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极为丰富的有关小说的广告、告白之类的文字。这些广告保存了不少有关作家活动、作品出版、小说专刊以及一些事件或现象的信息，使我们对当时状况的了解更深入细致。借助来自广告的这些信息，原来模糊的印象会变得清晰，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也会因此而显现。有些现象或事件究竟发生于何时，曾是研究中较为困扰的问题，也出现过一些论文相互争辩，其实依靠相关的广告就可直截了当地作较准确的时间框定。有些重要的现象或事件由于没有其他方面文字的记载，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综合各种相关广告作梳理分析，却能基本显示其当年的原貌，至于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作者、传播、读者互动的状况与途径的研究，则更离不开广告所提供的极其丰富的信息。总之，这方面资料的综合运用，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与细化，或揭示本不清楚的事件或现象的原来面貌。过去由于缺乏广告资料系统搜集梳理的基础工作，近代小说研究中只有零星的广告资料的使用，研究成效或受到影响。经过多年的积累，笔者掌握了136家报刊所刊载2859条广告（内容重复者未计在内），该成果在撰写过程中充分地使用了这些资料。系统使用广告中信息是研究的一种尝试，该成果专辟一章论述广告在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归纳使用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既是该成果应有的总结，同时也希望借此引起研究者对这一丰富的资料库的重视。

近代日报小说、小说专刊与翻译小说都是近代小说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过去缺乏相应的系统性的综合研究。它们在该成果中虽都有专题论述，但毕竟是初次尝试，且又受笔者观念、学识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不当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与细化，为此该成果附录了《近代日报小说资料长编》、《近代小说专刊资料长编》与《近代翻译小说资料长编》。这三个资料长编按时间顺序，排列了现所知相关作家作品或出版发表的扼要信息，它们均为纯客观性的资料，或可对人们进一步研究时在总体把握与线索寻觅方面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