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文学文化流派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姜建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明”文学文化流派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W12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出一个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文化文学流派。该成果提出，民国年间存在一个由一批活跃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内、围绕在立达学会和开明书店周围、志趣相投的江浙文人组成的松散的文化文学复合型流派，这个流派可以命名为“开明派”。“开明”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既指向其坚持启蒙的文化立场，也指向其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原则，和开放民主、稳健扎实、相对低调超脱的行世作风。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主体六章，回答在该成果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流派研究的逻辑前提、核心要素、主体内容、突出特色等必须解决的六个基本问题，由此从形态到精神、从观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化到文学、从文化共性到文化个性，形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撑互相说明的逻辑整体。

第一章梳理开明派从酝酿到成熟到走向衰落的发展过程。成果认为，这个流派主要由一批活跃在文化教育文学领域内的江浙文人组成，酝酿于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的春晖中学时期，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的立达学会时期，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初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开明书店时期，衰落于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夏丏尊和叶圣陶是其精神领袖，朱自清、丰子恺、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徐调孚、王伯祥、章锡琛、朱光潜、顾均正、刘薰宇、刘叔琴、傅彬然、贾祖璋、周建人等是其主要成员。他们因同学、同事、师生和朋友的缘故逐渐靠拢，更因相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追求而凝聚，由此始终坚守在文化教育岗位，为青少年的全面健康成长尽心竭力。

第二章阐述开明派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思路，以及在时代风气转换之际的艰难选择。该成果提出，在“五四”时代思想武器庞杂多元的背景下，他们接受了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从理性上服膺启蒙主义精神、从时代任务的角度痛感启蒙主义对于现实中国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对于民粹主义有一种天然的精神默契，一种情感上血缘上的联系。这双重影响决定了他们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也启迪并制约了他们平民主义的文化思路：在启蒙对象上向社会下层扩展，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为主，在启蒙方式上以朋友式的交流启发代替居高临下的灌输。

面对1925年以后时代思想任务、文化风气的转换，研究发现，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对于社会革命处于一种理性层面肯定、经验层面隔膜而情感层面排斥的状态，在文化观念上没有以阶级立场替代启蒙立场、以革命话语替代启蒙话语的主观意愿。由此，即使此后社会进入剧烈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年代，他们仍然坚守着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思路，决不动摇。

第三章分析开明派的文化文学思想。该成果提出，开明派的文化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观、语言观、政治观、文学观四个方面：（1）在教育观方面，人格问题是开明派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念的核心问题，培养青年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和人格精神，也是开明派进行教育改造的根本旨归，是贯穿开明派教育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2）在语言观方面，他们着力发掘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并围绕文白之争、欧化问题和语言大众化问题，同新文化界一道努力捍卫白话文的地位，积极投入民族语言现代化的文化建设；（3）在政治观方面，他们具有文人议政的共同特点，并不对政治有特别兴趣，但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仗义执言，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于启蒙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他们格外关注民主和人权问题，并围绕着“民主”和“集体”两个时代焦点和其中蕴含的与民众关系的核心问题，深入思考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这种思考和定位在夏丏尊、朱自清那里得到最出色的体现；（4）在文学观方面，他们没有介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关于为什么而文学的论争，但出于对文学本质和价值的尊重，也出于对时代特征和任务的理解，他们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也真实地反映情感，提出了“求真”与“求诚”主客观统一的“真诚”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有力地回应了“五四”时代对思想启蒙的呼唤，揭示了文学从作者到作品、从题材到风格、从创作到批评的内在关联和核心要素，这个核心就是人，“真”的人。在这里，“真诚”文学观体现了它独特的内涵和对新文学建构的重要价值。开明派作家反复强调这种“真诚”，几乎把它当成指导创作、评骘作品甚至臧否人物的唯一尺度，他们自己在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全部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诸如对于人世间“隔膜”的精神痼疾的揭露和对儿童的激赏，以此来衡量规范，也都能获得圆满的理论解释。“真诚”，成为开明派最具特征的文学旗帜。

开明派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致力于将自己的文化文学主张贯彻在自己的文化文学实践之中，以明显的实践偏好和超强的实践能力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建设性特征，并以此构成与众多文化文学流派的根本区别。由此，成果以四、五两章具体探讨开明派的文化实践和文学实践。

第四章集中阐述开明派的文化实践。成果认为，围绕着“一切为了青少年的全面成长”的文化主旨，他们的文化实践主要集中在“开明函授学校”的办学探索，以国文教材为核心的教科书建设，以《中学生》为主阵地的期刊建设，和以青少年读物为主体的出版建设方面。除“开明函授学校”的办学探索遭到失败之外，在其余三个方面，他们显示了执着的追求、鲜明的特色和巨大的成功。

与他们的文化实践同步展开的，是他们的文学实践，因此第五章集中阐述开明派的文学实践。成果认为，围绕着审美与启蒙的统一，他们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科学小品”运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儿童文学方面，他们是文学研究会主导的儿童文学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主持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在时代精神主题转换之后，以宏大的规模和精密的设计为陷入低潮的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创作早期标志的叶圣陶的儿童文学，始终打着“五四”启蒙主义的烙印，无论是开始创作还是结束创作，都深刻体现了叶圣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调适。在“科学小品”运动方面，他们以教育读物的“小品化”追求，成为“科学小品”运动的奠基石，使其具有了一个并非因名求实而是实至名归的历史过程，并且也在长时段的追求中，以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经典性作品和代表性作家，成为“科学小品”运动的主力军。

第六章进入开明派的精神世界，从人格理想、精神底蕴、文化基调等方面，探究那些隐秘而稳定地支配，也制约他们的文化元素，从而通过一个新的视角对开明派做进一步的规定和揭示。研究发现，作为一个以江浙文人为主体的文化文学流派，开明派身上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也有着地域文化打上的特殊烙印，由此在自我精神发展和文化建构方面，以相当大的一致性构成他们自己重要的精神标识，和区别于一般启蒙主义者独特的文化形象。在具体分析他们与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后，成果强调，这三种文化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精神发展的内在需求。总体上，他们以儒家文化为立身之本，通过“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化实践来体现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对社会所承担的道义；他们又以江南文化为性情之求，通过对自由意志、自由境界和人性道德理想的追求来丰富人生内涵，来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而佛家文化则同时作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人生追求。于是，他们一方面以出世的情怀致力于利物济生，另一方面以入世的执着致力于心灵守护。这种人生坐标的设置，使开明派在个人与社会、趣味与使命、出世与入世、独善与兼爱之间，获得了奇妙的协调平衡。前者的积极有为，引导着开明派文人对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的追求不至于陷入虚无或自了；后者的丰富完整，保证着开明派文人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不至于走向偏激狭隘和人性异化。但上述文化元素的作用力并不完全相同，根本上，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儒家的精神。

三 成果的价值

在对开明派的整体研究中，成果也显示了它主要的学术价值：第一，从繁复的历史进程、纷纭的文化事件和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在学理层面上建立了对开明派的整体认知，从而发掘并确认了一个文化文学复合型流派的历史存在，由此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社团流派的版图；第二，系统论述、总结了开明派对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发展的贡献和价值，尤其是他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理念、思想和实践业绩，从而丰富深化了民族现代文化传统建构的内容，和对“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的现代历史进程的完整理解；第三，揭示了他们与江南地域文化深刻的精神联系，从而丰富深化了对文化文学流派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认识，丰富深化了人文地理学或者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