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

杭州师范大学沈松勤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项目批准号为：13BZW07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李越深、黄杰。

题曰“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在时间上，是指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二十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虽然经历了朝代更迭，但文学并没有因此中断或推迟自身发展的进程，反而使它在沧桑巨变中获得了新的生机，尤其是对在万历后期渐启起衰之旅的词坛来说，仿佛被注入了一贴兴奋剂，加快了起衰的步伐，推进了中兴之盛的历程；而综观已有的词史研究成果，通常以政治上的朝代史统帅词史建构，明显将词的发展史依附于王朝的兴替史，体现为“朝代词史观”，而忽视了词自身运行的规律，带来了诸多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存在有碍认识词史本来面貌的缺憾。突破目前普遍流行的“朝代词史观”，考察明清之际中兴之盛的历史，是该项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一）上编“绪论”，凡三章，总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词史意义，以及中兴历程与运作模式

旧朝的消失，新朝的崛起，势必导致政治与社会的裂变，对作家的心理也自然带来巨大的震动，但很难将处于易代之际的文学创作主体划分为“旧朝人”与“新朝人”，同样难以将易代之际的文学划分“旧朝文学”与“新朝文学”。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历史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编遵循词体自身发展的实际路径，结合“甲申之变”对词坛的影响，展开论述。

（1）在创作主体上，明清之际词人辈出，数量剧增；而推进词坛中兴历程的，或生于明万历后期而在天启、崇祯年间以词名家，或生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在清顺康之际以词名家，是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呼后应的两代或三代人。在朝代更迭之际，他们均怀抱末世之心和故国之思，创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因而，这段词史既不属于明代，又不属于清代，而是属于“明清之际”，在中国词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的兴衰与朝代的更迭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书写模式的缺陷。

（2）在词的本体上，明清之际的词体经历了从声律法度的恢复到风格形态的多元呈现的历程。入明后，由于词的“曲化”，导致“词曲不分”，词的“法律荡然”的后果。随着张綖《诗余图谱》与程明善《啸余谱·诗余谱》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的盛行，词的声律法度不断彰显，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从中规范了词学，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

“明清之际词选”《倚声初集》则又展示了“词写什么”与书写风格，展示了自明末至顺治年间“正声”与“变调”兼具并行的历史，呈现初盛局面。进入康熙朝后，全面形成了“正”“变”交相辉映的中兴鼎盛的局面。从万历后期恢复“法律”到康熙前期兼备众体，词坛犹如漫山百花，经历从含苞待放到烂漫至极的中兴过程，至康熙二十年后便逐渐降下的中兴之盛的帷幕。

（3）在词体创作活动中，“同人”唱和成了词坛中兴之盛的一种运行模式。从明清之际词体风格新变的基本历程观之，发轫于天启、崇祯年间，兴盛于康熙前期，而每一次新变，则均伴随“同人”唱和之声。天启年间，同里卓人月与徐士俊的“栖水倡和”，被时人视为开词体新变的风气之先；入清以后，“红桥唱和”“江村唱和”“广陵唱和”“秋水唱和”等一系列“同人”唱和又接踵而至，既聚集了抱有易代情怀的“同人”，进行情感上的深度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引领词体创作的主题取向；又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使不同唱和者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舒展与锤炼，“逼出妙思”，从同立异，自创一格，引领词体风格的新变，为唱和推进创作繁荣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中编“词派”，凡四章，揭示柳州、云间、阳羡、浙西四大词派在词坛中兴与转型中主导地位及其成就

关于明清之际崛起的众多词人群体，学界或归为词派，如西陵词派、梅里词派、广陵词派等，或以现代词派为标准，认为在当时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词学流派，即便是浙西词派，也为后世所追认。本编视柳州、云间、阳羡、浙西四个词人群为四大词学流派。这四大词派或率先揭开词坛中兴之盛的序幕，或成为推进中兴之盛的主力，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转变，引导了整个词坛的转型，清晰而完整地体现了词坛中兴与转型的脉络。

（1）一般认为，柳州词派是云间词派的支脉。持此看法者，未睹刻于崇祯八年与九年的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四人的《词笺》系列，以及由同里词人钱继登、曹勋、魏学濂、陈龙正、支子固等为此所做的序文。《词笺》及其序文的问世，标示了柳州词派的确立，体现在词学主张上，从创作主体出发，推尊词体的诗化功能，属于创作主体论；体现在词体创作上，率先重启了始于苏轼而盛于南宋的“变调”，共同形成了以“清”为特征的闲澹秀脱的词风。作为柳州词派的后期领袖，曹尔堪入清后则又通过总持或领唱“同人”赓和，既给自己原有的“变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又为“变调”在清初的衍生与发展推波助澜。柳州词派是词坛中兴之盛在为体上的重要支架“变调”的先行者与推行者。

（2）或以为刻于康熙十七年的《清平初选后集》为“云间词派的一个汇结性的大型选本”。其实，该词选旨在张扬“洪音纤响，豪放幽怀，俱属擅场”的多样性词体风貌，与云间词派专主五代北宋而“不欲涉南宋一笔”的词学宗尚背道而驰。云间词派以陈子龙为领袖、以几社为组织、以唱和为纽带而形成的，为其树旗扬帜的是《幽兰草》。《幽兰草》与《倡和诗余》，均为陈子龙等云间诸子在唱和中博弈竞技的产物；以往对云间词派评价多过量之辞，实际上，他们在柳州词派重启的诗化“变调”以外，重振风雅“正声”，为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初步树起了又一重要支架。至康熙前期以顾贞观、纳兰性德为首的“性灵派”词人，才将风雅“正声”推向了高峰。

（3）或认为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人群在创作中“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不符合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或认为以“稼轩风”为主要形态的“变调”，正是阳羡词人群作为一个词派的重要标志。实际上，这种多元创作风格与成就是建立在阳羡词人共同遵循的多元词学理论主张之上的；而其词学理论主张，也非一般论者所说的无复依傍，为阳羡词派所首倡。从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观之，其“正声”与云间词派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变调”则是对柳州词派的开拓与发展。因而指出，对于阳羡词派，只有置诸明清之际词坛的演进历程之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确立其历史地位；因陈维崧及其群从无统一的创作风格而否认其作为一个词派存在，或因视之为词派而专注其单一的创作风格，均不可取，也都有碍于对阳羡词派创作成就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

（4）或以为浙西词派的前身是梅里词派，是从梅里词派扩展而成的。“梅里词派”这个说法在乾隆年间就已有之。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员李良年、李符均为梅里词人，但在明天启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词人群“人各一家”，相互之间，“不期其同”，体现出多元包容的群体精神与创作风貌，无词派意识与理论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情感的变化，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的等第二代梅里词人从梅里走向了整个浙西，接纳与融汇了浙西群彦；并从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逐渐趋向唯南宋“醇雅派”词人姜、张是尊的单一逼仄之路，而起取径姜、张，崇尚醇雅，是顺应时代精神需求中的一种审美选择，为风会所移，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三）下编“词学”，凡三章，通过对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评点等众多词学元素的条理，建构明清之际的词学体系

作为专门之学或学科范畴的概念，“词学”虽然是近代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但构成词学的众多基本元素，却是从唐宋以来逐渐累积而成。随着明清之际词坛继两宋之盛后再盛，词学的基本元素也异常丰富和活跃，许多方面超迈前代，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诸多的词学元素不仅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更重要的是词坛创作实践的直接反映，其中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词学与创作是共生与互动的。因此，对其间词学元素的条理与总结，既为建构这一时期的词学体系所必需，又是全面认识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

（1）从词集到词论。宋代以来，作为构成词学的基本元素之一，词集有别集、总集、丛刊三种。在明清之际，词为专集与专刊词集蔚然成风，词集数量众多，表明了这一时期的文人已改宋以来词为“小道”“小技”的观念，词成了他们抒情言志的一种主流文体，为词坛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别集而言，人各有集，而且一生有二种以上词集者，也大有人在。《全明词》《全清词》虽于别集的搜集不遗余力，但尚有遗珠，如曹尔堪的《京华词》。就总集而言，其功能固然在于汇集某一阶段整个词坛或某一群体在特定时空中的创作实绩，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却作为词坛风向标而存在。在词坛中兴历程中，具有引领功能。在丛刊中，既有汇刻过往词家别集如毛晋的《宋名家词》；又有汇刻明清之际词人别集如孙默的《国朝名家诗余》，汪曾的孙、聂先《百名家词钞》。前者以两宋词为经典，再造“两宋之盛”的词坛中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后者则具体展示词坛中兴之盛，具有鲜明的传词谱史的功能。盛行万历后期的《诗馀图谱》《啸余谱》，以及其他多种词谱，或收录唐宋词，或集己作，虽同为词集，但目的在于确立填词法度，建构了词体声律学，对填词具有不可或缺的规范作用。词论则有词集序跋、论词书札、论词词、词话等，样式多样，内容丰富，胜论迭出。这些词论既与创作共生互动，又堪称集宋代以来词学理论之大成，在类型与内容上，组成了完备的词学理论体系。

（2）选学。随着词坛中兴，明清之际词选类型多样，壁垒一新。最具代表性的有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王士禛、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陈维崧等的《今词苑》、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朱彝尊的《词综》、蒋景祁《瑶华集》，以及汇集太湖流域郡邑词人群或词派创作实绩的《柳州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等郡邑词选。其中所选以往词作的《古今词统》与《词综》，前者在立论中开启词坛新风，后者在立论中转移词坛风气。选录明清之际词作的《倚声初集》《瑶华集》《今词苑》《今词初集》，则在传人存词中分别谱写中兴历史；在存词立论中分别推进词坛中兴历程。而词坛中兴的发祥地，则在太湖流域与江南运河两岸的一些州县。这些地区具有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元素和沧桑巨变的时间元素，造就了大批词人，词坛中兴的引领者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柳州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等在传人存词中，谱写了词坛中兴的发祥史。

（3）作为晚明“文以评传”的文学传播思想在词学领域中体现，明清之际词集评点历遭后世诟病。现存录有评点的词集包括了别集、总集、丛刊等多种，其数量多达200种以上。词集评点的生成方式主要有刊刻者索评，友朋日常互评，社集唱和时群体共评，以及节录原序原评等四大类。综观这些评点，既有标榜之陋，又不乏“丹铅矜贵”之处，但词集评点之风赖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词人振兴词坛的强烈欲望与愿景。通过评点，使众多评点者的词学观点得以发表与传播，也使词作者的地位与声誉得以张扬与提升，两者的互动，成了词坛中兴的重要一环；并以其内容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多元性，极大地丰富了词学思想，同时保存了第一手珍贵的词坛文献资料，既推进了词学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体现为词学的原生状态，具有多元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