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魏晋玄学

清华大学王晓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易〉与魏晋玄学》（项目批准号为：12BZS02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齐明。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周易》则是玄学家构建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经典之一，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魏晋玄学与《周易》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将王弼《周易注》与韩康伯的《系辞注》等合为一书，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成为历代官方易学的文本，影响极为深远。因此，王弼、韩康伯的易学著作，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汤用彤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王弼易学的三篇开拓性论文：《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与《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堪称20世纪这一课题研究的里程碑之作。继汤用彤先生之后，尽管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继续用力，但大多数成果主要集中在王弼易学方面，至今未见系统研究魏晋玄学与《周易》关系，展现魏晋玄学义理易学发展细节的学术专著问世。

该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掘了大量史料，并运用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相结合的方法，从士族社会政治与玄学义理易学、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义理易学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角度，全面研究了魏晋不同时期玄学流派与《周易》的关系，即正始、竹林、元康、东晋时期玄学义理易学的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周易》与正始玄学

该成果主持人对王弼家学渊源、学术方法以及本体论特点做过深入研究，有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经过充实提高，融合到该成果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了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一）将黄老道家“因循”哲学纳入研究视野

学术界认为，“援老（老庄）入易”是王弼《周易注》的特色。该成果则认为：道家的“老”，不是老庄而是黄老。王弼以黄老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因循”政治哲学为指导，创造性地发挥了《易传》中的时位学说。以卦时统帅爻位，从社会人事角度，将六十四种卦解释为六十四种社会时势即六十四种成功之道，试图为统治者顺应时变，灵活运用儒、法、兵等诸子学说经邦治国，提供决策智慧。

（二）对何晏易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

何晏、王弼是魏晋义理易学的领军人物，但两人的贵“无”论哲学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六十四卦“时义”形成原因的解释存在差异：王弼将事物变化动因归于自然之性，“时义”反映的是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故用社会人事解易。何晏思想比较芜杂，汉代元气论影响较大，有较多的象数因素，在汉易与对王弼新说之间徘徊，留下了“自言不解《易》九事”的时代困惑，其中之一，就是“时义”的本质。

二 《周易》与竹林玄学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般局限于阮籍《通易论》个案，而对竹林玄学易学思想的整体状况，未做系统梳理。该成果将竹林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将阮籍的《通易论》、向秀的《周易注》佚文、嵇康与阮侃关于“宅无吉凶”四篇论文中涉及易学的相关文字置于学术变化大背景中作综合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竹林玄学以义理易学为主导方向，但是在汉代“象数”问题上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持宇宙气化论，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诸多因素，有神秘文化倾向；二是以向秀为代表，继承了王弼的贵“无”本体论与义理易学，比较彻底地否定象数，反对神秘文化，开启了西晋义理易学的发展方向。

三 《周易》与西晋玄学

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言意之辩”这种源于《周易》的学术方法，对元康玄学不同学派的影响：王衍、乐广的贵无派持“言不尽意”论，裴頠的崇有派持“言尽意论”，郭象的“性”本体论持“寄言出意”论。该成果的创新之处，是对张璠《周易集解》的研究。汉唐之际易学文献中，有三种以“集解”形式存在的重要著作：《荀氏九家易集解》、张璠的《周易集解》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张璠的《周易集解》，则因传世佚文甚少而备受冷落，至今未见专题研究论文。该成果对该书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相关人物与佚文的考证，认为张璠的《周易集解》，大约成书于西晋后期，是魏末至西晋时期二十二家义理易学《周易》注释的汇集；作者既有礼法派，也有玄学派，并非王弼易学的简单复制，体现出西晋义理易学的多元化发展特点。

四 《周易》与东晋玄学

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东晋时期属于薄弱环节，不仅学术成果少，并且集中在韩康伯易学与张湛《列子注》个案研究上。因此，东晋玄学与《周易》的关系，成为该成果用力最多的时段，创新之处多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将东晋玄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317～344年），以王导、庾亮为代表的中兴名士，纠正了西晋元康放达派的失误，在实践中推行“名教即自然”的主流派玄学理念，礼玄双修。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奠定了东晋士族社会的思想基础。（2）鼎盛阶段（345～385年），又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为345～354年，在司马昱、殷浩等第一代永和名士的推动下，太和十年间清谈达到鼎盛，象数与义理在清谈中激烈交锋，但无重要学术建树。后期为355～385年，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第二代永和名士走上了历史前台，清谈盛况虽不如前期，但多有学术创建，韩康伯的《系辞注》与张湛的《列子注》是代表作。（3）衰落阶段（386～420年），以王恭、王忱、殷中堪、桓玄为代表的太元名士，生活放纵而无学术创建，士族社会与玄学文化走向没落。

（二）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

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反映了魏晋义理易学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遗憾的是，王弼《周易注》立于官学的时间，古代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经考证，王弼《周易注》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学，标志着魏晋玄学义理易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尽管太兴四年（321年）增补郑玄《周易注》，太元九年（384年）增补王肃《周易注》，形成王弼、郑玄、王肃三家并立官学的局面，而王弼易学无疑占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是东晋玄学名士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在经学领域的反映。

（三）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辩及其意义

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孙盛与殷浩就“易象妙于见形”发生了论战。《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这场辩论，刘峻的注释引了一段关于易象问题的文章，没有注明文章的作者。因此学术界对这篇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出现了不同观点。该成果认为，该文章不是殷浩的作品，是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认为易象揭示了“卦气”的运行奥秘，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道）；殷浩则认为易象不可能完全表达圣人的思想，应当运用形名方法，通过分析形器的外在现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规律（道）。这是魏晋玄学义理派与传统象数派在东晋新形势下的思想交锋，为韩康伯以义理为本融合象数的新易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并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从“公谦之辩”看魏晋义理易学的功能

东晋中期的玄学思想界出现了一场重要的论战，辨析“公”（公开坦诚）与“谦”（谦虚退让）两种品德的关系，史称“公谦之辩”。论战中各派均通过对《周易》之《乾》《坤》《谦》《损》卦义解释，支持自家的学说。学术界对“公谦之辩”的研究，多从伦理哲学角度展开。该成果则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揭示了魏晋玄学义理易学在实践中的真实作用：认为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义理易学没有实现其原初设想的决策功能———摒弃象数派的占卜方法，通过理性分析“时位”正确决策。其实际作用是通过解释《周易》的言辞，阐发社会政治与道德人伦的一般原理。

（五）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东晋韩康伯所著《系辞注》上下、《说卦注》、《序卦注》、《杂卦注》5篇不仅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学术重镇。面对江南地区神秘主义文化传统与象数易学的复苏，以摒弃象数占卜为特色的王弼易学显然不能适合时代需要。为了保持玄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开始了玄学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融合过程，韩康伯易学应运而生，其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韩康伯将玄学前辈的各种宇宙本体学说———他将王弼的贵“无”论、嵇康阮籍的“元气”说和郭象的“独化”论融为一体。提出了独特的

“太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

其二，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集大成之作，但该书的基本论点来源于韩康伯的《系辞注》。即韩康伯的哲学思想，在张湛《列子注》中得到进步发展。张湛的年龄小于韩康伯，韩康伯于公元375年逝世，而张湛至少在公元382年仍健在，任中书侍郎。在历史文献中，韩康伯主要政治活动的时代是太元之前，而张湛则在太元之后。《列子注》的成书应当晚于《系辞注》，大约创作于东晋后期的隆和元年（362年）至太元七年（382年），太元时期的可能性较大。张湛将韩康伯的“大虚”观念，发展成“太虚”学说；将韩康伯的“几”、“数”、“理”观念，发展成系统的“机理”“理数”学说，建立了新的宇宙哲学体系，以理性思维解释了各种神秘现象。

总之，该成果对魏晋各个时期玄学与《周易》关系做了系统梳理，对许多学术难点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而且这些观点相互联系，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解释系统，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魏晋义理易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推动本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