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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自2017年11月立项至今，课题研究按计划进行：总体计划执行顺利，四个子课题也按预期全面正常推进。具体如下：
1. 作为理论支撑的“托育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的子课题报告，已在课题初期基本完成，为其他子课题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 需求与供给子课题：已利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和现有其他数据资料，对托育服务供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对未来的需求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子课题报告初稿已完成；
3. 国内外经验借鉴子课题：课题组成员对OECD等国家托育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并将之与OECD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对照分析。目前，子报告的框架已经完善，具体报告正在形成之中；
4. 对策建议子课题：结合托育服务供需状况及国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已梳理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理清了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正在围绕如何建构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体系撰写报告。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第一，围绕研究内容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课题组分别就理论基础、供需现状、托育服务成效以及体系建设等内容，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为分析解释定量数据与质性资料奠定了理论基础，保障了托育服务理论基础这一子课题的顺利进行。
第二，问卷调查与质性访谈。（1）课题组进行了“四省市0-3岁托育公共服务与政策支持需求调查”（简称“四省市调查”），样本量为4700。该调查主要在黑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和天津市4个省市开展，每个省市内抽取4个地区进行调查，其中黑龙江省抽取了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尔滨市道里区、鸡西市鸡冠区、鸡西市恒山区；山东省抽取了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潍坊市；四川省抽取了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成华区、眉山市、广元市；天津市抽取了河北区、南开区、北辰区、东丽区。该调查通过各地区的妇幼保健或幼儿园的相关数据抽取调查对象，利用问卷星系统生成网络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子女生养情况、托幼服务需求与家庭-工作平衡情况四个部分。在此次调查中，正在怀第一胎的有1132个，最小孩子未满1岁、1-2岁、2-3岁、3-6岁、6岁及以上的分别有1076、577、690、870、355个。男性样本1550个，占总样本的32.98%，女性样本3150个，占总样本的67.02%。虽然该调查并非全国范围内的完全随机调查，但由于被调查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年龄结构、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该调查样本量较大，涉及面较广，基本可以推断当前全国基本情况，为了解托育服务需求提供了有效的第一手资料。
（2）课题组成员还前往鸡西、哈尔滨、沈阳、天津、济南、成都、南京、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就托育服务需求，对有3岁前婴幼儿的女性及其丈夫开展了定性访谈，也对这些地方的托育服务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市场化机构的经营者等进行了深度访谈。
第三，对其他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挖掘与分析。（1）课题组利用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教育部3岁以下幼儿园入托数据，对当前全国层面的托育服务供需情况进行了全面描述。（2）按照预期计划，对“四省市”调查数据和十城市“0-3岁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对定性访谈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3）利用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追踪数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化托育服务的变动趋势以及有3岁以下孩子的女性就业的变动情况，对托育服务体系崩溃的社会后果进行了分析。
第四，主持召开了两次大型课题研讨会。（1）2018年4月，首席专家主持召开了“第一届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上百位专家与会，就托幼理念／政策与性别动态、托育现状及需求与供给预测、育儿焦虑与工作-家庭平衡、育儿支持与国际托育经验、托育服务的体系建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2019年7月，首席专家主持召开了“第二届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讨会：新时代、新挑战、新举措”，就托育服务的理论、中国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当下托育服务的困境、国内外的经验和未来托育服务体系建构等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第五，参加了大量的与托育服务相关的学术会议。2019年4月，参加了“2019年中日托育服务发展交流暨实践推进会”，并做了题为《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问题与政策走向》的演讲。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第一，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1篇。内容涉及托育服务理论、供需现状、国外经验以及体系建设，4个子课题分布比较均衡。这些论文的撰写与发表，为子课题的研究进展和结项成果的完成奠定了基础。论文具体信息见研究成果情况。
第二，注重学术成果的社会转化。（1）首席专家发表了大量与课题相关的报刊媒体文章，扩大了课题的影响力。比如：《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需做好四个“服务”》（健康报，2019-06-13）；《立足四个“服务” 实现“幼有所育”》（光明日报，2017-11-25）等。后一篇文章还获得了央广网、搜狐网等流量较大的网站的转发。（2）接受了多家主流媒体的采访，就托育服务及服务体系建构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比如：《携程亲子园事件背后：托育机构的尴尬》（财新网，2017-11-10），《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托育市场“发育不良”》（今晚报，2017-11-12）《中国式托育的出路在哪里？》（经济网-《经济》杂志，2017-12-13）《老年流动人口近年大幅增加 建议“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21世纪经济报道，2018-07-05）等。（3）多家媒体整理转载了首席专家在相关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比如《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建议将隔代照料纳入托育服务体系》（国际在线，2017-11-29），《如何重建全面崩溃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搜狐网，2017-12-19），中国妇女报还对首席专家在公众号上分享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系列见解进行了全文转发等，数量较多，不一一列举。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迄今为止，项目进展十分顺利，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均已告一段落，数据分析也已基本完成，并产出了1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目前，涉及托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大型调查数据基本缺失，本课题组进行的“四省市”调查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填补作用。为了更合理地预测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托育服务供需变动趋势，课题组正基于课题组织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合理假定参数（包括：生育率、婴幼儿死亡率、城镇化率等），利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分年龄组对未来托育服务需求和供需匹配进行预测。
这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课题，托育服务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摸清需求和供给情况。然而，全国各地的异质性很强，这对城市地区托育服务真实需求的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掌握真实需求，通过“实验田”的方式，反复论证、检验体系的合理性，未来的体系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研究，将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缓解托育难题。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其一，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托育服务体系是实现女性家庭-工作平衡的有效举措，因此，重点探讨了如何构建落地有效的托育服务体系。通过分析“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四省市0-3岁托育公共服务与政策支持需求调查”以及宏观的人口和教育数据发现，（1）中国托育服务总量供给严重不足，有“需”欠“供”：“十城市”调查结果是1/3，“四省市”的是48%，而在2016年3岁前孩子在所有学龄前入托（入园）的孩子中的占比仅为2.36%。（2）托育服务结构极其失衡，服务主体公“退”民“进”：只有极少数机构为２岁以上孩子提供全日制或半日制服务，其中又以全日制服务为主。“四省市”调查数据表明，除全日制、半日制和早教外，其他服务几乎为0。类似结果也见于“十城市”调查数据：在入托孩子中，20.18%接受半日制服务，剩余4/5接受全日制服务；尽管调查也问到“其他”服务，但接受其他服务的孩子极少，且无关延时照料和临时托管。同时，婴幼儿在其他几类机构入托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因政策向“教”过度倾斜，机构服务内容也向“教”偏近，导致３岁前婴幼儿保教服务的均衡性、基于孩子特点而向“保”倾斜及保教并重的原则遭到破坏。（3）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全欠护：因托育服务政策完全缺位，导致托育机构缺资质，服务缺规范，安全缺标准等诸多问题的出现。总之，供不应求型模式是当前中国托育服务业的常态，由此带来服务效能十分低下。
托育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宗旨是，让所有婴幼儿都能接受良好的呵护，有所依、有所养、有所乐、有所教；总体思路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破解供需错位问题为重点，从托育供给侧发力，提供有效供给来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匹配结合。（1）把握有效需求，进行合理规划，扩大总量覆盖：动态跟进家庭需求，精准把握需求总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以社会为补充，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的托育服务体系，政府在其中主要起主导性、引导性和示范性作用，统筹多个服务主体的协同发展，“十城市”“四省市”数据均表明社区是建立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依托，家庭是婴幼儿照料主体，应将隔代照料等纳入考虑范畴，通过搭建社区平台肯定照料者角色、认可其照料价值，形成让家长放心、省心、安心的兜底照料机制。（2）明确服务什么和怎么服务，改善供给结构：服务需以孩子的年龄为依据。对0-1岁的婴幼儿，家庭应为最主要的照料者，政府和社会起辅助作用，在家庭有需求之时，借助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提供所需的居家式帮助，故机构照料的比例不需很高。对1-2岁的婴幼儿，非家庭主体逐渐介入，提供更多的正规照料服务，覆盖更多有需求的婴幼儿，机构托育的比例应有提升。对2-3岁的婴幼儿，家庭外的组织应为他们的入托做好充分准备，机构保教的份额应覆盖绝大多数该年龄段的孩子。（3）明确典章规制，加强内外监管，提升供给质量：明确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出台服务评估标准体系，强化行业监管，加强业内竞争，通过外在手段和内部机制同步提升服务质量；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与渠道，提升从业人员素养和服务质量。
要有效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必须要有相应的牵头部门，统协托育服务事务。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职能定位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理念层面树立目标，在设计托育服务体系前，分析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前置条件，以使体系设计有据可依、运行之后切实有效。二是在制度层面建立规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改善托育服务质量，保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人的共同利益。三是在实操层面保障资源，确保服务体系的资源供给和良性运营。四是在舆论层面构建信任，营造有利于托育服务体系发展的社会氛围。
其二，发达国家托育服务经验研究
课题组收集了3 岁以下托幼服务较为发达的瑞典、法国、日本和韩国等的资料，通过对其服务理念、现状和政策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国家不仅仅将托幼服务作为教育政策，而且还将其作为家庭政策、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政党和政府对托幼公共服务的重视如出一辙，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了托幼公共服务的不断发展。无论瑞典、法国，还是日本、韩国，都有专门机构管理托幼机构，并对该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加以明确规定，如瑞典1996年就将所有儿童早期服务工作由国家健康与社会事务部转归教育和科学部门管理，同时在国家层面建立独立监督机构，监管市政府和政府管辖的早期教育保育机构。这些国家还通过国家财政提供强有力支持，瑞典、法国对家庭政策的财务资助在国际上成为榜样，而日本近年来在整备育儿环境、增加托幼园所数量和提高质量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由于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政府有直接责任和义务促进托幼事业发展的理念先行，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对托幼机构和家庭育儿的支撑，不仅必不可少，而且也成为理所应当。
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都构建出了类型多样、时间灵活的托育服务，瑞典、法国历来都比较重视托幼服务类型和照看时间上适应家庭的多样化需求，日本近年来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突破，在托幼类型多样化、时间灵活、照看方式灵活上设身处地考虑家庭实际需求，因此3 岁以下幼儿申请保育的比例也有较大提高。在提供专门的托育服务同时，这些国家也已意识到，0—6 岁幼儿的照看和教育是不可断然割裂的整体，在管理上托幼一体化也是解决二者割裂的最终途径。因此，以瑞典、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都已走在托幼一体化道路上，韩国和日本也逐渐认识到幼保分离的局限和问题，并不断地开展一体化的实践探索。
其三，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研究
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研究有助于突破个体经验局限，总结和凝练规律性的模式，为后续托育服务成效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就分析结果而言，从边界与跨界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工作与家庭双向渗溢关系的探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关联模式可以概括为各自安好型、彼此增益型、相互对抗型、双向模糊型、舍家从业型、弃业从家型。
各自安好型即是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比较) 明晰(即边界跨越不明显) ，各自的责任比肩而立，互不相扰，亦不渗透和重叠；彼此增益型即是工作与家庭职责的边界都较弱，各自的责任渗透到对方场域，在有限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对各自的职责不形成挤压效应，彼此也均无强烈的被侵入感；相互对抗型即是家庭工作边界清晰，且缺乏灵活性和渗透性难以混融，个体既要维护好家庭和工作边界，谨慎避免彼此的侵入与跨越，还要致力于鱼和熊掌的双重追求，试图扮演好家庭和职场双重角色，却深感力不从心；双向模糊型即是工作和家庭之间相互渗溢过多、涉入程度过深，吞噬了对方大部分的边界，分不清或忘记了自我的主角身份，使本应有的空间距离、时间分割、心理界分等边界意识都变得模糊不清乃至丧失，严重地干扰了对方的责任履行；舍家从业型与弃业从家型，即是因长期难以达到工作－家庭关系的理想状态，行为和心理上无法有效调适，带来负向的边界行为效应，为家庭而放弃工作或为工作放弃家庭。
实际上，工作-家庭平衡状态难以达到，尤其是有年幼子女之人，完全平衡二者关系更难。因此，处于育儿期之人必须认清工作－家庭关系的本质特征，更理性地安排工作和家庭事务，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和职场预期，从而增加工作与家庭关系平衡的可能性。而且，虽然今天的女性既是子女的养育者又是面包的提供者，但深厚和强大的文化规制削弱了其协商能力；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深，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角色间和角色内的冲突加剧。今天的男性虽也承担工作－家庭双重角色，但女性面临的是惩戒性的“必须性期待”(必须扮演“好母亲”)，而男性面临的是具有奖赏性的“应该性期待”(应该扮演“好父亲”)，二者界限俨然不同。而且，男性一旦在公共领域外还涉足家庭，可能给他们带来父职收益；但若女性在家庭领域之外涉足公共领域，则可能面临母职惩罚。尽管有些角色与特定的情境相关，但针对社会角色的普遍性期望仍旧起支配作用，即职场女性必须同时演好工作和家庭双重角色，这就使得她们更难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协和让步。因此，加快建立和尽快完善包括婴幼儿托育服务在内的家庭支持体系，缓解家庭(尤其是女性) 的生养压力，是迫在眉睫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必须致力营造良好的育儿环境，培育理性的育儿观念，就像当年提倡“优生优育”一样，下大力气在保证孩子健康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消减当下的过度育儿这一浮躁之风和攀比之气，进而维持合理的工作－家庭边界，降低各自领域过度的角色要求，减轻彼此的张力，推动工作－家庭关系趋于平衡。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通过整理前期完成的工作，结合最初的研究计划，下阶段的主要工作如下：
其一，加强学术交流。召开学术会议，以托育服务体系理论基础、托育服务供需现状、国际经验借鉴、体系构建等为主题，召开学术会议，计划2019年10月份召开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研讨会，继续对上述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召开课题研讨会，2019年12月前，项目组成员与外聘专家将会多次召开项目成果研讨会，对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和完善。
其二，强化成果凝练。结合定量数据与质性资料，更加全面地展现托育服务供需现状，进一步梳理国内外托育服务体系发展历程，聚焦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完成项目报告：
（1）2019年7月-10月，撰写、完成总报告初稿
（2）2019年10月，召开专家会议，对项目报告进行评估与完善
（3）2019年12月，修改总报告并印刷提交课题研究成果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