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省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充沛的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供给,借助港澳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契机,利用“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粤港澳三地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迁:对外,世界需求持续低迷,前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后有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激烈的引资竞争,珠三角地区原先所依仗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对内,珠三角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达到上限,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原先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的粗放式产业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同时,随着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在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崛起,在“互联网+”智能制造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原有的粤港澳三地间产业分工模式与合作范式亟须转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如果将粤港澳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构建起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作为对外开放1.0版本,而将粤港澳大湾区嵌入全球创新链与构建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经济作为对外开放2.0版本,那么,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快从开放1.0时代迈向开放2.0时代进程,推进价值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对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至关重要。
加快实现产业体系
合理化和高度化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规模较为庞大、结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该区域尚未充分实现产业体系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存在原始性创新能力薄弱、高端服务化转型滞缓、价值链与创新链割裂,以及内构协同耦合度不足等瓶颈。
一是原始性创新能力薄弱。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内部,基础研究或原始性创新能力薄弱,缺乏颠覆性或突破性技术创新,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上存在明显短板。广东省科技厅发布的数据表明,全省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的4.23%,不仅低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北京的14.22%、上海的7.4%。近年来,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异军突起,但其他珠三角城市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深圳在源头创新上也面临“卡脖子”的问题,存在缺乏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等不足。此外,虽然香港拥有众多世界顶尖高校,但其科技创新优势尚未得到有效转化,不仅导致香港自身未能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独角兽”企业,并且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科技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未能形成强有力支撑。这种“各自为战”的分割格局,导致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在突破性科技创新方面合作较少,亟待推动协同创新发展。
二是高端服务化转型滞缓。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企业在前期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中,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模式嵌入价值链低端并获取微薄利润。久而久之,企业主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为主导的思维惯性,在智能制造时代缺乏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理念和能力,企业内部自我服务能力较差。不仅如此,由于服务业开放度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供需中存在结构性矛盾,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在为应对智能制造和新型生产方式挑战而寻求外部服务支撑时,面临服务外包“求而不得”的困境。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生产性服务高增长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广东工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服务需求配套比达到1∶0.7,而现实中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达30%以上。高端服务化转型滞缓,也固化了“低端锁定”格局。
三是价值链与创新链割裂。长期以来,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滞后,粤港澳大湾区各创新主体面临“产学研”脱节的困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未能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形成有力支撑,也导致企业创新速度慢、科技创新贡献度偏低。部分传统企业更多地还是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尚未很好地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并开发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创新链中各主体的“割裂”现象,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是内构协同耦合度不足。近年来,在高房价驱动下,部分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不仅偏离了发展主业,还严重挤压了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投入,导致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进而带来实体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融资来源不足,也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此外,在“人才争夺战”中,部分沿海城市以及内地城市为争夺人才、竞创“人口红利”而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端人才和熟练技工的流失,给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人才荒”的潜在威胁。
促进价值链与创新链
融合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为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着重实施以下举措。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产业原始创新能力。为避免被掐住“技术咽喉”,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模仿型创新、浅层创新走向原始性创新、突破性创新,除了通过提高整体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推动重大科研基础配置外,还要通过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优化科技服务平台等联动性举措,加速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增强企业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珠三角城市还要加强与港澳在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提高原始创新合作水平,推动创新资源共建共享,进而更充分地释放原始创新潜力。
第二,着力智慧转型,增强产业融合互促能力。结合“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服务创新的内容纳入创新支持体系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平台型服务品牌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更多地嵌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物流服务、维修和支持、市场调查、金融支持等服务环节,带动企业“上网触电”,从而通过持续强化企业自身产品的服务内涵和深化服务外包质量,推动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业态创新协同发展,提升大湾区服务型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促进“三链”融合,强化社会系统配置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链融合,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强化创新链,借助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等战略契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产业化来推动创新。拓展产业链,借助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深中通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依托创新与资本不断拓展产业链,充分发挥重大产业发展平台的辐射效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署资本链,通过发挥科技金融的优势,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整合资金资源,持续推动产业价值链创新。
第四,推动功能互补,完善要素协同配合机制。要构建分工合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打破过去区域间资源要素配置“各自为战、相互分割”的格局,构建高效运作的市场机制,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带来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以粤港澳大湾区要素协同配合机制来整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用资本链条链接产业和创新,助力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推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并将其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790101)、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2018A070712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