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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问题意识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亟须打破学科限，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导向重构学术研究。具体到公共管理学来说，就是在学科体系之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关注丰富复杂的社会变化，对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作出建设性的回答。
廓清“问题”的基本概念
在谈论以问题导向为中心重构学术研究时，需要深入回答，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理解问题本身。在使用“问题”这个词时，要对这个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深入研究。学术探讨不能执着于某一概念的原始考证，也不必恪守于某种定论。但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廓清，还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要开展良性的学术对话，最低限度的概念平台不可或缺。
所谓问题，既是一个日常用语，也是一个学术用语，它有多种意涵。不管问题的外延有多么广泛，但其内核就是一种疑惑，即源自认知主体在无知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求知欲望，一种解决和消除理想（期望状态）与现实（实际状态）之间差距的冲动。
问题可分为实践问题和研究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研究问题通常来源于实践问题，实践问题则来源于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敏感，建立在审美情感和善恶判断基础上。“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人们只有通过置身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同时也正是在其中，才能认识到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某个或某些不足、缺陷、危机，“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情境”。问题起作用的机制，就在于这种情境逻辑，即人们意识到了现实生活中某种令人不满意的境况，并试图对此加以改变，以使其达到符合人意的境况。
并不是所有的实践问题都会变成研究问题，学术研究所探讨的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一个问题能否成为研究问题，首先在于其能否唤醒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主体对实际的问题情境的一种反映，其发源于研究主体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经验观察之间的差距或冲突。其次，研究问题具有累积性，只有那些学术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的知识库存都没有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真正具有研究的价值。
关注并解答时代重大问题
回归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学科界限，冲破学科壁垒，面对事实本身，回归问题本身，这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到目前为止，学术研究总是以学科化的方式展开的。以学科为依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形态。我们要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但对问题的探讨通常是以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实践问题是一体的、混沌的、共享的，研究问题则是专业化的、学科化的、体系化的。
的确，一些重大的时代问题并不单独属于某一学科。例如，制度问题、组织问题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都可以对此开展研究。很难说这些是专属某一学科的问题，也没有哪一个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既然问题是共享的，那么，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对这些共享的问题能够作出怎样的贡献呢？能够为探讨和解决这些共享的问题呈现出怎样独特的学科视野呢？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对于相同的主题或对象，当不同学科共享同一问题时，正是“一些长期性的研究问题”，或者“基本的连贯性问题与长期关注的问题”，赋予了某一学科独特的轮廓和边界。
直面共享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学术积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正是进入问题的切入点，因而我们要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开展研究，还要注意避免那种不顾学科特性、盲目追求问题导向的倾向。学术思想的意义和分量不应取决于它是否可以成为某学科知识的一部分，而在于它是否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或者是否为解答有意义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关注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也要关注社会变化，建设性地回答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
立足学科解答共享的重大问题
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逻辑，必须与其历史逻辑相适应，公共管理学的兴起正是因应时代需求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有的学科体系，如政治学、管理学都不能为解答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提供很好的思路，公共管理学由此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公共管理学达到声誉上的巅峰时刻，产业界、政府纷纷从公共管理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公共管理学的兴起，源于破解时代重大问题的实践需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时代问题展开和发展的历史。公共管理领域一代一代的大师们，“用他们跨学科的创造性，从多种新的视野理解、界定和处理突出的公共问题”，使得公共管理学能够回应时代的呼声，从而迎来了理论上的突破。
同样，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诞生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较多地呈现出一种反映、适应这一伟大实践的发展趋势，还未充分发挥引领和预测改革的前瞻性、创新性。那么，公共管理学自身发展的理由在哪儿呢？适应性话语体系有一定的弊端，它既没有充分重视公共管理学自身发展和构建目标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学科知识求取的层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围绕一些基本话题。因而未来，公共管理学需要对作为当代中国治理核心制度基础的公共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想象和谋划。
当前，公共管理学相对重视行政改革的技术性，而没有对时代重大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从行政改革的实践进程来看，改革呈现出一种“政治问题行政化、行政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数量化”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公共管理学也呈现出一种重视技术性问题而没有充分关注体制性问题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是，没有对一些重大管理体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技术性和功能性较强的具体问题上。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具体问题不重要。我们的意思在于强调，中国公共管理学需要有效关注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要对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探索，帮助我们理解、分析和解答这些重大问题。作为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者，我们有幸生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就必须承担起这个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以促进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这种“从中国出发”的研究指向，正是回归问题导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如何立足中国国情、直面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将是中国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之路上必须重视的话题。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面对共享的重大问题，公共管理学者如何立足自身学科视野作出独特的贡献呢？我们可以公共管理学大师西蒙为例进行探讨。西蒙对多个学科作出了贡献，但他始终围绕“一个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这就是人的决策行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早期研究中意识到，在生活中理性行动是困难的但也是必要的，以及聚焦决策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他关于有限理性和科层组织的基本概念。西蒙的经历和成就启示我们：要以问题导向重构中国公共管理学，首先要扎根于我们自身的学科根基确立好重大问题。我们期待，公共管理学者立足自身学科领域，为发现和回答时代重大问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