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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九世纪中期至十一世纪漠北草原历史研究：以鲁尼文碑刻与敦煌文献为核心”负责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晚唐五代、宋初的漠北草原历史，由于文献分散且涉及文种复杂，不明之处尚多。而蒙古族形成之前的历史，与10—11世纪占据漠北草原的游牧民集团九姓达靼（又作“鞑靼”）密不可分。对9世纪中期至11世纪漠北草原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既深具历史学价值，同时对当代社会也有启示意义。
彰显华夏亲和力
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如何避免受到某些僵化武断的研究范式之影响，以获得新的视点并突破瓶颈，这是9世纪中期至11世纪漠北草原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后唐太祖李克用致书宿敌梁太祖朱温时，专文强调“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该“阴山部落”是指880年左右收容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并随后者征讨黄巢义军的达靼。此说可以信从，但“阴山部落”是否如部分学者所言指的阴山达靼（即阴山室韦），值得商榷。
据唐代北方出身人物的墓志铭与汉籍史料，当时的阴山并非仅代指阴山山脉，还存在代指漠北杭爱山脉的可能。确定上述“阴山部落”所需必要条件是：①与李克用保持有亲密关系（甚至处于姻亲关系）。②其下配有回鹘军队亦不足为奇。回鹘汗国灭亡后操蒙古语部落的活动情况反映，上述与李克用保持密切关系的“阴山部落”有可能为蒙古高原中心地带的九姓达靼。根据对唐朝会昌年间宰相李徳裕的文集《会昌一品集》所收录的相关公文之分析，841—842年左右，室韦（即达靼）的大集团位于阴山以东的松漠地区。9—10世纪，阴山地区（此处特指中段——笔者按）并不存在学术界以往多认为的一个势力强大的达靼部落集团。13世纪始见史乘的部族名称阴山达靼，不应上溯二百余年。《元史》卷124《速哥传》言“速哥。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怯烈”，即克烈，是九姓达靼之重要组成部分。汉籍的“李唐”，首选当然是唐王朝，但尚无史料证明唐朝后族与克烈部有关。相反，五代后唐以唐朝后继者自居，且曾被称为“唐国”，尤其是李克用言“阴山部落”是其“懿亲”，甚至于“外舍”。即，此处的“李唐”视作五代后唐于理不悖，然则克烈部恰与李克用所言“懿亲”、“外舍”的“阴山部落”相符。如此，晚唐时期追随李克用，遵循唐政府诏令镇压黄巢起义的达靼，可视作漠北的九姓达靼。敦煌出土P.3931文书表明，建国时期的后唐，极有可能派遣使者招抚九姓达靼。九姓达靼虽然远在漠北腹地，但10世纪时期曾隶属后唐政权。这种从属关系，喻示9—10世纪蒙古高原的历史进程及其主体民族的兴衰，与中原王朝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981年出使西州回鹘的宋使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详述访问九姓达靼之经过。《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5雍熙元年（984）4月条记录王延德“所过蕃部，皆以诏书赐其君长袭衣、金带、缯帛”，结果是“其君长各遣使谢恩。又明年，延德与其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于是至京师”。同书卷24太平兴国八年（983）条则记录“塔坦国”国王遣使朝贡。对比相关年代，不难发现上述“塔坦国”即是受诏于王延徳，并从其手中受领宋朝官服与丝绸礼物的九姓达靼。就此而言，10世纪时期，九姓达靼与宋朝保持着直接的朝贡关系。这表明当时的蒙古高原历史与中原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九姓达靼是宋中央王朝朝贡册封体制内一员。
蒙古族虽然属于跨境民族，但三分之二之强是在中国，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蒙古族族源等历史问题研究上，中国学者无疑更具话语权与解释权。毋庸讳言，笔者的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作为蒙古族的先民，九姓达靼在晚唐五代与中原王朝保持有隶属关系，宋初则构成华夏册封政治体系内一员。
弥补中国历史缺环
突厥鲁尼文碑刻与敦煌出土多语种文献是研究10世纪漠北草原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源。弥补以往国内学术界关于突厥鲁尼文碑刻文献研究上的不足，突出我国学者在出土文献研究上的长处，这是当前国际学视野下蒙古族早期历史研究之要求所在。
首先，突厥鲁尼文叶尼塞碑铭之哈尔毕斯?巴里碑铭中，以往未被释读的九姓达靼之后的文字，可读作“l k a B”，相关文句可复原作“toquz tatar elik?覿 bard?觙m”“我去了九姓达靼王国”。对相关碑铭印记的对比分析，表明哈尔毕斯?巴里碑铭纪年约为10世纪。关于特定词汇el“国、人民、地方”与汉籍记录的达靼国官职称号之考察，反映出当时的九姓达靼构成一“王国”。前面介绍的与宋朝保持直接朝贡关系的“塔坦国”，应即此“九姓达靼王国”。蒙古高原游牧政权传统在黠戛斯退出蒙古高原之后并未间断。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可视作对“九姓达靼游牧王国”政治传统的继承。
其次，敦煌出土文献中，约有20件文书记录10世纪时期达靼人与河西地区保持着密切往来。其中，唯有年代约为924—925年的于阗文P.2741《使节奏状》明确记录达靼人的驻地为Buh?覿thum。该Buh?覿thum可勘同为《辽史》所记“卜古罕城”，即位于鄂尔浑河畔的漠北回鹘汗国都城Ordu-bal?觙q、现哈剌巴剌噶孙（Qara-balγasun）遗址。P.2741文书反映，九姓达靼在10世纪初期即已经深入到河西地区。鉴于此点，写作年代稍晚于P.2741的P.t.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以及汉籍记录的与甘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同盟关系的达靼国，均可视作“九姓达靼王国”。进言之，P.4525《都头吕富定丧马状》、 P.3412《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等10多件文书反映达靼人与沙州归义军政权保持通使或敌对关系。依据笔者对马卫集（Marvazī）记录的连接契丹与中亚的交通路线之考证，上述与归义军政权保持互动关系的达靼亦可视作九姓达靼。而敦煌出土粟特语文书中的两篇基督教徒手稿（P.28文书与P.3134背面文书），反映10世纪时期西州回鹘王国的粟特系回鹘商人与九姓达靼有着密切接触，当时的九姓达靼主要通过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回鹘商人与丝路贸易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对克烈部的改宗基督教而言，基督教徒回鹘商人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 222-0661.9回鹘文文书记录，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的九姓达靼与西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这可从S. 6551《佛说阿弥陀讲经文》所记录的达靼与西州回鹘之关系，以及上述敦煌出土粟特语文书所反映的达靼与回鹘商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得到佐证。
9世纪中期至11世纪的漠北草原，通过草原丝路，与中原中央王朝和我国西北地区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漠北草原历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更是中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