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雅：挖掘早期文献 研究客家方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客家民系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台湾等地，由于自然条件和宗族观念，他们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生活区域，发展出独特的方言系统。客家先民在历史上辗转迁徙因而被称为“客”，客家话也因此成为汉语方言中唯一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客家方言语言的记录大概始于清中后期，目前保存的早期文献有国外文献和国内文献两类。

国外的文献主要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对客家话的记录和研究，供其他传教士和当地教徒使用。其种类又可按地域划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巴色会来华传教士，涉及地域为原新安县，即今深圳、香港及东莞的部分客家区域。巴色会工事记录的客家话文献最具代表性的是1860年在德国柏林开始出版的第一部新安客家话罗马字《客家俗话马太传福音书》，通篇不见汉字。此后的新安客家话罗马字圣经有《路加福音》（1866）、《马可福音》（1874）、《使徒行传》（1874）。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罗马字文献很快就有了客家方言汉字译本，如光绪七年（1881）新译的《路加福音》、光绪九年新译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等。除了圣经类文献，还有教育性的文献，如1880年汉字版的《启蒙浅学》，就是供客家子弟读书识字用的教材，也记载了客家社会风俗习惯，因记录了当时最地道的新安客家口语而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第二派是英国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涉及地域为当时教会习称的“五经富”地区，即今粤东潮汕客属地区，涵盖揭西、陆河一带。该教会主要有1905年初版《客英词典》和1916年初版《新约全书》。《客英词典》主要描写嘉应州、潮州府、惠州府三种客家话语音和用词上的区别，全书也是用罗马字系统，不见汉字。第三派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涉及地域为旧嘉应州（今梅州）。主要文献有1901年的初版《客法词典》，该书记录了客家民系和方言形成的原因、分布地域，并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嘉应州客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仍以罗马字记录。以上早期国外传教士文献采用罗马字拼写，准确和科学地记录了当时客家方言，对今天的汉语方言研究、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些宝贵的资源，除少数由爱国人士或研究人员影印引进外，绝大部分藏于三大派传教士所在国家的图书馆，如巴色会传教士出版物多藏于瑞士巴色会图书馆，英国长老会传教文献多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等。

国内正式对客家方言进行探索的著作，最早的当推清代中晚期嘉应州镇平人（今梅州蕉岭）黄钊著的《石窟一征》，该书成于嘉庆道光年间，于光绪八年出版。该书共九卷9万余字，是蕉岭最早的县志，记录了清代梅州客家地区的风土人情，特辟两卷辑录客家方言词450条。其后是清光绪二十四年温仲和的《嘉应州志》，该书于光绪二十七年出版，其卷七“方言”收录客家方言词约300条，以黄钊两卷方言词为基础。此后又有光绪三十三年嘉应州人杨恭桓著述的《客话本字》，收词1100多条，分双字、叠字、单字、补遗四个部分，注重对词条用字的考证，相较前两部文献，差别在于该书专门收集当时特有的土俗常用词，可视为最早的一部客家方言土谈词典。此外还有民国初年兴宁人罗翙云所著《客方言》，成书具体时间不详，据考成书于章炳麟作序前（1922）。该书共十二卷，收词971条，编排体例与《尔雅》相近，不但继承了先前著述词汇收集的优点，还更加注重词条分类。以上国内早期客家方言文献基本是由当时的本地学者对其母语方言的记录，内容都比较地道可信。对国内早期客话典藏文献的挖掘，无论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和传承，还是对汉语方言的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保留了早期的客家方言词。在考察客家方言词汇的演变情况时，早期文献记录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语源参考作用。第二，保留了早期的客家方言语音。通过研究早期文献的语音记录，加之对比今天客家方言语音，可考察客家方言自清代中晚期以来的语音演变情况。第三，考证了一些本字，分析了语源。考证相对于假借而言的方言本字，既厘清了音义的理据，也反映了方言事实，对后人通读文献大有裨益。第四，记录了一些当时的客家方言用字。这些方俗字或冷僻字在用字准确性上虽仍有待考证，但的确是客家方言特色词，承载着方言区的风俗和文化特征，反映了当地方言的语音特点。第五，反映了古汉语遗迹。通过考察早期客家话文献的古语词沿用情况，可判断客家方言的存古程度及辨清客家方言的源流，也可以窥探汉语发展变化的过程。

客家方言属于我国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历史变动、民系迁徙等都是客家方言形成的关键因素，挖掘研究早期客家方言文献是对我国汉语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有助于促进我国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国外传教士编纂的方言文献因其科学性和准确性，是19世纪汉语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略晚于传教士文献的晚清国内客家方言文献，则以其地道、丰富的记录内容，补充了国外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