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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中叶货币流通变革研究 ”（13BZS042）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之一，并在宋代率先发明纸币。元至明初主要推行不兑换纸币，偶尔铸钱。这一币制随大明宝钞发行的失败而破产。明中叶，形成银两与铜钱并用的币制，转而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从领先到落后的巨大反差背后，是货币政策的逆转，也反映了传统社会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的转型。
从政府垄断到“听从民便”
汉代以降，法家“兴利”与儒家“不与民争利”立场的对峙是经济政策的主题。《盐铁论》所载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夫与贤良文学的争论，全面展现了双方的矛盾。货币政策方面，法家强调“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儒家则质疑政府垄断铸币，要求“不禁刀币以通民施”。汉武帝以后，国家垄断铸币的法家政策是主流。中经汉末至南北朝币制混乱及实物货币广泛流通，隋唐时恢复光大。宋代更强化货币垄断，铜钱、铁钱、纸币划地而行。金元至明初推行不兑换纸币，政府货币权达到顶点。
大明宝钞发行失败，为古代货币政策转捩点。宣德初，以便民为由，放松对以布帛米麦为交易媒介的禁令，正统年间放开钱禁和银禁，此后财政税收中持续增加白银的使用。同时，减少直至停止造钞，宝钞逐渐退出流通，仅弘治末年铸造少量弘治通宝。嘉靖六年（1527），恢复两京工部宝源局铸钱。万历初，张居正推行全国铸钱计划，旋即失败。明代铸钱总量约80亿文，仅相当于北宋两年铸钱量。因铜钱匮乏，市场化货币银两成为主币。民间广泛使用成色各异、轻重不一的银块，两京之间的运河流域、河南、湖广、福建、两广还流通着前代旧钱和私铸钱为主的各种铜钱，缺少铜钱的地区不得不使用低成色碎银，偏远地区常以实物交易。
钱法不振，固然与币材不足、利不酬本有关，主因在于明政府坚持“听从民便”的货币政策，担心官铸不精反致“盗铸群起”。这一逻辑也主导了对铜钱流通的管理，嘉靖至万历间，多次议及防禁私铸钱，皆受阻于“听从民便，不必立法，纷扰商人”的意见。事实上，民间对高质量制钱 （明清称官铸钱为制钱）有强烈需求，京局万历金背钱材质好、铸造精，市价长期在五六百文兑银一两。在不行钱之地，民众苦于低假碎银和实物货币，铸币也不难通行。
“听从民便”政策的兴衰
入清以后，货币政策转向适度有为。先是依赖洋铜铸钱，继而大举开发云南铜矿，乾隆年间为北宋后第二个铸钱高峰期。在日常交易中，制钱远比银两方便，受民众欢迎。供不应求导致钱价上涨，乾隆后期才回落到千文一两的政府目标价。17世纪末到18世纪，越来越多的地区由“用银之地”变为“用钱之地”或“银钱并用之地”，以至流行大数用钱。政策调整的重心是铸钱。其他干预政策，如雍正推行铜禁，乾隆前期一度为抑钱价而限制大额交易用钱，因其“滋扰”，受到官僚集团非议和抵制，行之不久。
制钱以外，清代沿袭“听从民便”的政策。乾隆十年（1745），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建议禁用低成色银两，户部以“是本欲便民而于民实多不便”驳回。政府铸币与市场化货币混合的币制有了新发展。洋钱（机制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东南沿海，成为异于银两的计枚流通的银货币；在流行大数用钱的北方以及宁波、福州等地，流通着商户发行的钱票。道光年间因怀疑洋钱、私票与银荒有关，始有限禁之议，因督抚反对而作罢。
晚清，“听从民便”再次主导货币政策。嘉道以降，地方铸币厂大多长期停铸，仅在咸丰朝为解决财政困境，短期发行大钱、铁钱和纸币。更多种类的私票、外币（洋钱、外钞及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进入流通，市场化货币（银两、私票和外币）在清末全国货币总量中占半壁江山。直到1889年后，清廷相继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银元、纸币和铜元。这些新币种类复杂，流通范围各异，币制愈加紊乱。
1879年，法国希望安南殖民地银元在华流通，出使英法的曾纪泽回复：“我国家于商民生计，纯任自然。事苟便于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与钱法相辅。”他以通洋务著称，观念尚且如此传统，其他人更不必论。郭嵩焘意外发现铸造银元竟是国家“利权”。此后，商战与富强观念传播。20世纪初，“听从民便”政策退潮。庚子事变后，清廷实行“新政”，仿行西方经济政策，包括“东西各国货币通例”。1910年颁布改革方案，宣告“币政划一”、“圜法一律”。
明中叶以降货币政策逆转
“听从民便”是传统社会晚期意识形态的产物。唐宋经济政策有浓厚的法家色彩，宋代官营经济和专卖制度延伸到从矿业到酒曲的众多行业，工商税超过农业税，货币发行是重要财源。“理财之要，裕财为重”是主流观念。但新兴的理学将儒家思想教条化，以节用减税为宗旨，批评政府逐利。理学在元代上升为官学，明代确立为统治思想。宣德正统年间，经济政策向理学看齐，崇尚节用，反对与民争利。理学笼罩下的明清经济政策，与宋代大相径庭。除兵工厂和造币厂，几无官营工业，专卖制度只剩盐业。清代开发云南铜矿，也采取官督商办。这一重大转型，等于从《盐铁论》中大夫的观点转向贤良文学的立场，即康熙帝屡次强调“要在安静”的治国之道，“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因此，货币政策以“不扰民”为原则，理财之道在“强本节用”，“不在行钞法也”。
近代欧洲的崛起，与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息息相关。与之相比，宋代经济政策略有相似，明中叶以后的小政府主义走上相反的道路。“听从民便”政策，是古代中国变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清末仿行西政，宣告理学小政府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也包括币制在内。从货币政策的演变可见宋代继承、发扬汉唐传统，明代中叶则发生逆转。这与流行的“唐宋变革说”存在冲突。葛兆光在讨论文化思想史时，提出应将唐宋对比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宋人很多新思想并未落实，到明代才变成“普遍施行、接受和习惯的制度、风俗和常识”。此思路同样适用于经济史，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渐变，提醒我们不能盲目崇信过度简化的历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