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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无意间”造就的散文体小册子《乡土中国》，给之后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继续阐释、想象、拓展与对话的空间。
本体论与方法论视角
《乡土中国》中，费孝通以农村调查经验事实为基础刻画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时空及社会交往中“熟人社会”的理想画卷。在转型中国的研究语境中，《乡土中国》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视角之一。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论”为参照进行了拓展和对话，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乡土中国”看成当前乡村社会的重建问题；第二类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指从“乡土中国论”出发，研究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第一类研究将 “乡土中国”看作是以有序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一种历史、具体的社会发展形态和扎根于简单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这类研究多以现代城市化的眼光自上而下地看待传统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俗社会与法律社会的连线上寻找构建新式村庄社会的国家政策层面的乡建路径。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想要说明“乡土本色”已趋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和谐、健全的组织方式，研究对话的对象更多是国家政策制定者，而非农民自身的生活及意义表达方式。
第二类研究，是将“乡土中国”作为一种观察、阐释、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乃至转型中国其他社会现象的一个理论基点。作为研究视角的 “乡土中国论”被广泛应用于“三农问题”领域研究。但此类研究更多是在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下，以“二元”分立的视角（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曼恩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单向地考察中国乡村的传统性或现代性问题，忽视了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与历史的应有重视。
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检视
由于研究者反思力度不够，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论”逐渐成为社会建构的“他者”，这限制了后来研究者的经验视野和理论思维。
首先，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成为不少政策研究者改造、重建中国现实乡村社会的参照，并以此代替对中国当下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现实鲜活的经验从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许多个案研究或以 《乡土中国》作为蓝本讲故事，或以当地地方性风貌为《乡土中国》做诠释，以至于目前乡村研究的整体水平远不及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深度。此外，不少研究轻率地将60年前费孝通的经典描述等同于传统中国甚至当下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的传统性，将既有的现实中国裁剪、过滤成《乡土中国》的缩印版。费孝通建构的许多分析性概念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被不太注重理论脉络的研究者实体化。事实上，“乡土中国”只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乡土性”也只是中国乡村整体性的一部分。
其次，在经验考证方面。不少学者将对现代乡村的理解建立在病理问诊意义上，以社会医生的眼光把乡村当成现代化进程中有问题的区域。有学者对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倾向，对问题背后的深层结构因素探究不足。此外，一些农村研究和乡建学派偏好把乡村社会看作具有某种固定关系或静态结构性特征，进而得出一个概念化结论。
总之，以全局视野历史性地理解 “乡土中国”与乡村建设，应意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多元样态。这需要我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现实语境中，重构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及其现代化面向，并进一步增强中国研究的主位意识，从中国乡村研究的经验中培育本土理论话语权。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社会学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