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ASS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李安山、郑晓霞。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有利于丰富我们对全球史学的认识

不可否认，我国学者对史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二是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这两个研究重点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作为中国人加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介绍和研究西方史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第三世界群体性崛起和世界史向全球史转变的背景下，就需要加强对第三世界史学，包括非洲史学的研究。因为，加强对20世纪非洲史学的研究，将推动20世纪发展中国家史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全球史学发展的全貌。

非洲大陆从面积上看，是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洲，人口超过12亿，它有54个国家，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不仅如此，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在全球史学中应该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有利于深化非洲史学和非洲史的研究

当前，由于对非洲本土史学知之甚少，中国非洲史研究主要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非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不利于破除非洲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因此，加强对20世纪非洲史学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大有裨益。

20世纪对非洲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因为，20世纪是非洲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时代。二次大战后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为非洲史学的复兴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非洲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史学家，并形成了若干史学流派，在第三世界史学乃至全球史学发展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现实意义

当前中非关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之下，中非人文交流、文化互鉴显得更加迫切和意义重大，因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就需要学界加强对非洲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因为，加强对非洲历史和非洲史学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非洲文化、有利于中非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中非文化共兴。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该成果的正文由三部分组成：20世纪非洲史学；20世纪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研究在中国。第一和第二部分是本成果的重点，各有6章。第三部分有1章。

该成果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非洲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其中第一章研究了非洲史学的传统。非洲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陆，它的史学传统与其他大陆一样古老。非洲史学传统主要分为口述传统和文字传统。非洲口述传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流传至今，弥补了非洲文献资料的不足；非洲又是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阿拉伯编年史为非洲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自由主义史学。所以，该成果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对这4个学派进行研究。

殖民主义史学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消亡。殖民主义学派基于种族的观点来源于生物学、人类体格学和社会人类学，来自基督教经文、肤色论，来自进化论和语言及普遍的文化差异。在他们的笔下，非洲史是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的活动史，非洲黑人根本没有历史；殖民者为非洲殖民地带去文明，是殖民地的恩人；非洲黑人的反抗是不明智的，唯有与殖民者的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殖民主义史学是西方中心论在非洲研究中的反映，其核心思想是非洲没有历史，假设有历史的话，也是殖民者在非洲活动的历史。殖民史学产生的背景，既是非洲殖民统治的结果，又是白人至上思想以及兰克史学的影响造成的。

民族主义史学是20世纪非洲史学最重要的史学流派，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后走向衰落。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一方面，是思想的积累，即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需要在历史文化领域实行非殖民化。他们普遍对口头传说重视，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将口述资料提升至与文献资料等同的地位。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以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最为著名。

马克思主义学派自20世纪60年代末在非洲就已出现，一直存在到冷战结束。这一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后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国家仍然是新殖民地。代表性人物有持新殖民主义观点的恩克鲁玛和持依附论的萨米尔·阿明等人。还有的学者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非洲的政治事件和经济发展，比如通过对抵抗运动中阶级的分析，深化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生也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从非洲方面来看，非洲国家独立后，许多国家纷纷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为非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此外，非洲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它自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非洲史学深受国际史学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放弃民族主义的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的史学方法，在社会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着力颇多。非洲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末。该学派重视研究微观历史、下层人民的历史，从领域来看有医疗疾病史、环境史、妇女性别史，对口述历史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

在非洲史的研究中，南非史几乎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所以，在本成果的第六章专门研究20世纪的南非史学。南非史学的这种独特地位的产生有多种原因。第一，由于南非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使南非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二，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复杂的现实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使它有别于其他非洲国家，从而对其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南非史学与英、荷、美史学的紧密结合。由于英国对南非的长期统治以及存在同时具有两地工作经历甚至国籍的学者，英国史学传统在这里可谓根深蒂固，多种史学流派各显其能。荷兰早期移民传统使荷兰史学对南非也有影响。此外，一些南非学者因种族隔离制移民美国（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开普敦大学教书后来到美国教书的利奥纳德·汤普森，原在纳塔尔大学后来转到耶鲁大学教书的利奥·库柏），南非与美国学界的关系密切。第四，南非史家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主义、边疆精神以及阶级与种族、黄金与国家、资本与劳力等各种因素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均具有普遍意义。

囿于篇幅，作者不可能完全呈现丰富复杂的南非史学，只能列出主要线索和大致脉络。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19~20世纪之交、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下半叶以及新南非等四个阶段的史学研究进行阐述，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最后是总结。

该成果的第二部分，是对20世纪非洲史学家的研究，共选取了阿杜·博亨、阿德·阿贾伊、奥戈特、兰杰、迪奥普和法洛拉等6名有代表性的非洲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历史学家都很有代表性，阿杜·博亨和阿德·阿贾伊是非英语国家的第一代历史学家，都是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戈特是东非地区的第一代历史学派，也是民族主义学派的代表。迪奥普是西非法语国家的著名历史学家，又是非洲中心主义的代表。兰杰尽管是英国人，但他具有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还是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创始人。法洛拉是目前健在的著名非洲历史学家，他是非洲独立后第二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对每位非洲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是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生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重要观点，以及史学思想和贡献等。

该成果的第三部分非洲史学研究在中国。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起步比较晚，大致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的万隆会议促进了新中国与非洲邦交关系的开启，加之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中国视非洲为外交上的依靠力量。从这时候起，我国开始重视对非洲的研究，一批从事世界史其他专题研究的学者转到非洲史领域，他们为了国家的需要，转向非洲史的研究。时至今日，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尽管中间遭受曲折，但是经过几代非洲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二）重要观点

第一，20世纪的非洲史学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并在全球史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20世纪非洲史学是有成就的。殖民主义史学宣扬“非洲没有历史”和“非洲文明外来说”。非洲国家独立后，迫切需要消除殖民主义对非洲史学的消极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非洲史学家从非洲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大书殖民入侵前的非洲历史，广泛使用口述史料，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20世纪非洲史学有较强的变动性。对于20世纪非洲史学的发展而言，表现出它的变动性。从史学流派的角度来看，20世纪非洲史学发展的脉络从最初的殖民主义史学（或帝国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民族主义历史学派过渡，之后又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历史学派的相继出现。非洲史学的变动性是有深刻原因的，主要在于非洲内部的变化，同时也受外部世界，包括国际史学变化的影响。

第三，20世纪非洲史学存在不平衡性。就20世纪非洲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言，民族主义史学在西非地区的出现早于东非地区，20世纪50年代，伊巴丹历史学派就在尼日利亚出现了，而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出现则在20世纪60年代。此外，在英语非洲国家和法语非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平衡性。相比较而言，法语非洲国家，职业历史学术研究的兴起比较缓慢。

第四，重视多学科研究。非洲史学与非洲史一样，越来越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主要是非洲史资料的特点所决定的。非洲历史的书面文献如果不是十分罕见的话，至少也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的。所以研究非洲历史和非洲史学，除了书面资料外，还需要用考古资料、口头传说，以及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资料等，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多学科的方法远远不止上述五种，甚至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和原子物理学等，都可以成为研究非洲历史和非洲史学的手段。

第五，呼唤非洲史学的复兴。非洲史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复兴，其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世界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但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史学明显衰落了，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有识之士呼唤非洲史学的复兴。2013年非洲联盟制定了《2063年议程》，提出在非洲国家独立一百年之际，即2063年实现非洲大陆的复兴。而非洲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包括史学的复兴。那么，非洲史学的未来将会通向何方？尼日利亚学者阿拉戈认为，如果非洲史学传统选择模仿西方或任何其他传统，那它就不可能转变成一种新的非洲史学，只有在口述传统本身稳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实现。他坚信：“我们就必须创造出焕然一新的非洲史学。”